李風宇
與南京作家李敬宇相識已久，我在《雨花》雜志當編輯期間，他在《雨花》雜志上不僅發表了中短篇小說，還發表了中篇散文《老浦口》；長篇小說《沉沙》則是在《鐘山》長篇小說增刊上，以頭條形式發表。就我的閱讀理解，《沉沙》實則為《老浦口》的虛構版，是另一種方式的浦口解讀。李敬宇在文學創作上起點頗高，著眼點獨特，識見非凡，文字間盡顯思想深度與宏大氣魄，是一位頗具文學野心的作家。他致力于構建遼闊宏大的文學王國，其中人物形象鮮明，躍然紙上。作為南京地區的實力派作家，他已發表長、中、短篇小說一百多部，早已獲得省內外讀者的廣泛認可，《花城》《中國作家》《北京文學》《十月》等多家知名刊物成為其作品的發表陣地，足以證明他的創作實力與文壇地位。可以說，敬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南京地區鄉土文學寫作的進一步發展。
浦口好似南京一翼，跨江而踞。浦口古屬和州府，與江寧府遙江相對，承載著無數歷史故事。霸王別姬的傳奇、大書法家林散之的誕生、唐代詩人張繼的故鄉，還有劉禹錫在此留下的千古名篇，都為這片土地增添了濃厚的文化色彩。劉禹錫被貶和州，創作了諸多佳作，其在《金陵五題》的序中寫道：“余少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嘗有遺恨。后為歷陽守，跂而望之。”《金陵五題》以大自然的永恒與人事的滄桑之變，懷古嘆今，寓意深邃，引人深思。在江蘇城市的古稱中，南京的“金陵”與蘇州的“姑蘇”別具韻味，散發著獨特魅力。金陵源于楚威王在石頭山筑城，取“地接華陽，金壇之陵”之意，承載著六朝煙水與十朝都會的帝王氣象。李白曾以“金陵空壯觀，天塹凈波瀾”詠嘆其壯闊。
在我看來，敬宇的《沉沙》與其說是對老浦口的書寫，毋寧說是為南京立傳，這一創作意圖難能可貴。文學創作需要這樣的野心。與南京城一江之隔的老浦口，曾是南京人啟程與歸程的地方，見證了無數壯志豪情與悲歡離合。元代薩都剌在《登石頭城》中感慨：“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李敬宇對南京文化根脈的繼承，并非簡單的典故引用，而是對金陵文學精神的現代轉譯。劉禹錫在《金陵五題》中“以自然永恒反襯人事滄桑”的美學原則，在《沉沙》中演變為“江灘—鐵路—高樓”的景觀變遷史。當薩都剌筆下“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的時空感慨，轉化為趙小浦站在長江大橋上看到的“霓虹燈影里的六朝殘碑”，古典金陵的悲情美學被注入了現代性的焦慮。
這種文脈傳承更體現在敘事倫理上。《沉沙》對“非英雄化”人物的書寫，延續了《陋室銘》“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平民視角。趙家四代人都是歷史中的“沉沙”，沒有傳統史詩中的英雄壯舉，卻在柴米油鹽中保存著人性的微光。當趙得儒無疾而終的時刻，恰逢重孫輩迎接新生命，這種生死交替的自然敘事，比任何宏大敘事都更接近南京“十朝都會”背后的真實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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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作家李敬宇，以法官與作家的雙重身份，活躍于當代文壇。他的文學創作以南京老浦口地區為核心，通過家族史詩與地方志式的書寫，構建起獨特的文學景觀。敬宇的眾多中短篇作品，扎根于地域文化，又以歷史縱深和人性洞察為經緯，展現出南京江北地區百年變遷的復雜圖景。筆者作為職業閱讀者、文學編輯，將從創作主題、敘事風格、文化價值等方面，對其長篇小說《沉沙》作一評析。
具有法院員額法官與作家雙重身份的李敬宇，在《沉沙》中形成了獨特的敘事張力。這種身份的融合，猶如南京長江兩岸的地理對峙，既相互獨立，又緊密相連。法官職業要求他以冷峻、理性的思維方式剖析社會矛盾，作家身份則驅使他用詩性語言重構歷史記憶。當他在法庭上審視契約糾紛時，筆尖正在小說中解構家族契約；當他在判決書中梳理證據鏈時，筆下正編織著北門鎮四代人的命運鏈條。
這種雙重凝視，在《沉沙》中表現為“司法紀實”與“文學虛構”的互文。趙家第二代趙寶根在“大煉鋼鐵”時期的荒誕遭遇，既帶著法官對時代狂熱的制度性反思，又飽含作家對個體命運的悲憫。小說中“黿龜在地底蘇醒引發地震”的民間傳說，實則是法官視角下對歷史敘事合法性的隱喻——當官方歷史試圖以線性邏輯覆蓋民間記憶時，作家用“沉沙”般的碎片化敘事，讓被掩埋的個體經驗重新浮出地表。
《沉沙》以南京長江北岸北門鎮的地理變遷為敘事骨架，構建了“自然沙洲—鐵路商埠—工業新城”的三重時空疊印。小說對江灘沙洲的描寫，極具象征意味：“泥沙在江水中翻滾，時而聚成灘涂，時而被沖刷殆盡”，這既是對江北地貌形成的地理考據，也是對百年中國歷史隨機性的隱喻。當第一代移民趙得儒踩著“沉沙”上岸時，他腳下的土地尚在地質與歷史的雙重流變中未定形。
《沉沙》中，紛繁的事物與母題相互交織，展現出敬宇卓越的洞察力與筆墨張力。書中對于時間、自我、愛情、死亡與記憶的描繪，猶如一座豐富的寶藏，值得讀者細細品味。敬宇生于斯長于斯，筆下多是這方依山濱江之地的山川風物與人物的悲歡離合，創作體驗恰似班固在《覽海賦》中所寫：“遵霓霧之掩蕩，登云涂以凌厲；乘虛風而體景，超太清以增勢。”
在敘事結構上，李敬宇采用“地方志斷代體”與“家族編年史”的嵌套模式。第六章《現實與希望》中，107歲的趙得儒與留洋歸來的重孫趙小浦同床而眠，這種年齡跨度達一個世紀的共眠場景，打破了傳統線性敘事的時間倫理。正如劉禹錫在《金陵五題》中以“今昔對照”來解構歷史的連續性，李敬宇通過“太爺—重孫”的肉身并置，讓清末民初的漕運記憶與全球化時代的身份焦慮，在同一張床上發酵，形成歷史縱深感的視覺化表達。
《沉沙》對南京方言的書寫堪稱一部“語言移民史”。小說中北方移民帶來的“侉話”與江淮官話的混雜，形成獨特的“碼頭語言”。當趙得儒用“咋弄”（北方方言）搭配“乖乖”（江淮方言）時，語言本身已成為文化融合的活化石。這種方言書寫，并非地域文學的獵奇式記錄，而是深入到語言結構對思維方式的塑造。比如第三代趙金輝在“文革”中背誦的口號，不自覺夾雜著浦口碼頭的俚語腔調，暴露出宏大敘事被地方語言解構的裂隙。
李敬宇對民俗的描寫，更具文化深描意味。小說中出現的端午打粽葉及散酒搭配荷葉豬頭肉的場景，表面是記錄移民社區的互助傳統，實則暗藏對“家”的哲學解構——當不同籍貫的鄰居共享一鍋油香時，灶臺成為超越血緣的文化祭壇。這種書寫讓人聯想到林散之在烏江鎮融合南北書風的藝術實踐，兩者都在地域文化的碰撞中，找到了超越地方性的普遍美學法則。
《沉沙》對于人性的書寫，還呈現出“考古學”特征。李敬宇如同地質學家般逐層剝離歷史表象，暴露人性在不同時代地層中的沉積狀態。第一代趙得儒的“生存本能”、第二代趙寶根的“理想狂熱”、第三代趙金輝的“懷疑精神”、第四代趙小浦的“價值解構”，構成了人性演變的“四重剖面”。當趙得儒在臨終前念叨“地底下的黿龜該醒了”，這句囈語實則是對四代人命運的讖言——每個時代的人性都被特定的歷史邏輯所困，如同被泥沙掩埋的龜甲，等待后世的破譯。
而這種人性考古，在“渡江戰役”一節中達到了高潮。十四歲的趙寶根劃著“小劃子”加入渡江隊伍，船被炸彈炸翻的瞬間，作家用慢鏡頭般的筆觸描寫木板、槳櫓、人體在江水中的沉浮。這一場景既是對歷史事件的文學重構，更是對人性在宏大敘事中位置的哲學追問——當個體如沉沙般被時代洪流裹挾時，那只奮力劃槳的手，是否還能保持人性的尊嚴？
《沉沙》的文學價值，在于突破了傳統鄉土文學的寫實桎梏，在現實主義框架中注入詩性元素。現實主義的詩性突圍，法官身份帶來的紀實思維，與作家本能的虛構沖動，在文本中形成獨特的“敘事張力場”。當小說中出現“地震實為黿龜蘇醒”的民間傳說時，李敬宇沒有用現實主義邏輯去證偽，而是讓這種虛構與“官方地震預報”并置，形成對歷史真實性的雙重質疑。這種詩性突圍還體現在語言實驗上，李敬宇將地質時間與歷史時間熔鑄為文學語言。當法律文書中嚴謹的“事實認定”轉化為“沉沙般的記憶顆粒”，文字本身成為連接現實與歷史的渡船，載著讀者在確鑿的史料與恍惚的記憶之間往返擺渡。李敬宇在《沉沙》中構建的，不僅是一部南京江北地區的家族史詩，更是一種觀察歷史的文學方法論。當“沉沙”成為隱喻，它既指向被主流歷史遮蔽的個體經驗，也指向文學創作對這些經驗的打撈方式。在法官與作家的雙重身份加持下，這部作品如同長江口的水文監測站，既記錄著歷史洪流的表面波瀾，也測量著人性泥沙的沉積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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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劉禹錫的“潮滿冶城渚”到薩都剌的“秦淮一片明月”，金陵文學始終在歷史悲情與現實關照之間尋找平衡。《沉沙》以“沉沙” 為名，恰是對這種文學傳統的當代回應——當歷史如江水般奔騰而去，真正值得銘記的，或許正是那些沉淀在河床底部、看似微不足道的人性顆粒。李敬宇用作家的敏感與法官的嚴謹，將這些顆粒重新編織成鏡，讓我們在照見江北百年變遷的同時，也照見了人性本身的復雜鞭痕。
“每一個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對生命的辜負。”敬宇的《沉沙》，無疑是一場精彩的“舞蹈”，大氣的描述引人入勝。他身為法官，憑借凌厲的目光與筆觸，以史入文，嚴謹獨到。在這個充滿挑戰與不確定性的世界里，文學的意義愈發凸顯。敬宇希望通過這部傾注心血的作品，為讀者提供心靈的慰藉與希望，在浮躁的生活中找到寧靜思考的角落。正如劉禹錫所詠：“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在此，也衷心希望敬宇能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李風宇，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作協名譽委員；作品主要以小說、報告文學、傳記為主。出版有小說集《神石》、長篇傳記《花落春仍在》《靠右行駛》等約計 400 余萬字；作品被列入國家出版基金項目，另有作品被評選入中國作家協會 2001 年度報告文學排行榜；小說作品曾入選《小說選刊》，散文作品入選《新華文摘》《海外文摘》《散文選刊》《報刊文摘》等多種選刊；有 50 余萬字書籍被譯為英、德文字，印行國外，曾獲：“1993 - 2003 江蘇 10 年報告文學獎”、第五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原國家圖書獎）提名獎、第五屆 “紫金山” 文學獎、江蘇省 “五個一工程” 獎、河南省優秀圖書一等獎、江蘇省第一屆優秀版權作品獎等多種文學獎勵。
校對? 朱亞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