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林語堂因在美國出版《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闡釋中國文化大獲成功，在美國被譽為“中國哲學家”。當時中國正值抗戰時期，國難當頭之際，林語堂希望在美國用自己的文化資本為中國做宣傳，成為民間的獨立發言人。
林語堂的策略之一便是用中國文化和人民的溫良恭儉、可親可愛來襯托日本軍隊的殘酷和野蠻。從林語堂在報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題目，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文化中國”在抗戰：《哲理性中國面臨軍事化日本》（《紐約時報》，1936年12月27日），《北平淪陷中國靈魂不死》（《紐約時報》，1937年8月15日），《中國四城記》（《紐約時報》，1937年10月3日），《天堂遭毀》（《亞洲》雜志，1938年6月）。另外，林語堂從散文家變成了小說家，創作了兩部史詩式的抗戰小說：《京華煙云》和《風聲鶴唳》，用藝術的形式，從文化的角度，為中國抗戰搖旗吶喊。
《京華煙云》扉頁寫道：“本小說寫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謹此獻給英勇的中國戰士，他們用自己的生命，為我們子孫后代的自由，而戰。”但小說并不是直接描述戰爭本身，而是著重描繪戰爭的現代歷史背景，用長達八百多頁的巨幅勾勒出現代中國的圖畫，從1900年義和團起義至當下抗戰，四十年彈指一揮間，通過姚家和曾家的興衰起伏，襯托出中國從一個“文明”到一個“民族/國家”的現代轉型。《吾國與吾民》和《生活的藝術》從哲理上闡釋中國人與中國文化，《京華煙云》則以小說形式具體展現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它也是一部戰時小說，創作于中國全面抗戰爆發之時。林語堂的策略是重點描述戰爭爆發的背景，強調新舊文化的現代轉型，以調和多姿多彩的中國生活方式和血腥的戰爭場面之間的緊張。
“按我自己的想法，寫這部小說就像在一個巨大的畫板上畫畫……我是以《紅樓夢》作為我的模板。《紅樓夢》有取之不盡的靈感。”林語堂曾對華爾希和賽珍珠如此解釋。林語堂喜歡“直敘講故事”的敘事模式，有如托爾斯泰和曹雪芹的敘事風格，作者無須加很多旁白和評論：“中國文學傳統強調‘微言大義’，話不說盡，不說滿，留有想象空間，這樣評論者得以施展手腳，還原作者的意圖。這也叫‘太史公筆法’。”和以前一樣，出版商總是喜歡把小說說成“純正的中國貨”來推銷，無論是其敘述風格、情節設計、人物刻畫，都是模仿中國文學名著《紅樓夢》。莊臺的推銷策略也得到《紐約時報》書評者的回應：“這的確是一本純中國式的小說——中國色彩如此醇正，讀起來好像是讀翻譯一樣。賽珍珠已經指出……（小說敘述的）瞬息京華……映照出幾千年經久不變的文化積淀。”如果這種評語讀起來有點東方主義的味道，出版商的導讀肯定有一定效果。
莊臺公司有一份宣傳單，把小說“序言”最后一句著重注明：“這部小說講的故事，也就是當代中國男男女女……如何適應現實生活環境，其死活存亡，聽天由命去罷。”宣傳單解釋道：“最后一句話可以解釋中國人習以為常的知足天命觀，也可以解釋為什么木蘭愿意嫁給新亞。”也有其他評論者看到小說的主題是體現中國的現代轉型，比如《紐約時報》的湯姆遜寫道：“《京華煙云》是由身臨其境的人對轉型中的中國的實錄，它是一個報道，而不是解釋，因為林先生沒有刻意去評價是非對錯。”
《京華煙云》和《紅樓夢》有一點很相似：林語堂塑造了一群多姿多彩的女性人物——從比較傳統的“淑女”到較為現代的“女兵”形象，濟濟一堂，應有盡有。從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我們可以看到林語堂如何著重描繪中國現代性的轉型，以及如何把文化中國和戰時中國相結合的敘述策略。
《京華煙云》要為中國現代性的起源與進程畫一幅多視角的全景圖，“既非崇尚舊的生活方式，也不為新的生活方式辯護”。這幅全景圖中最主要的亮點就是中國社會現代轉型中的婦女生活面面觀。林語堂塑造的女性人物豐富多彩，個性鮮明，都是大時代變遷中有血有肉的角色。小說一共有三十多位女性人物，從傳統型到現代型，或介于兩者之間，從激進叛逆的黛云到古典優雅的曼娘。當然，林語堂著意塑造的理想型現代女性則是女主角木蘭。
我們可以看到，女兵型黛云和貞女型曼娘在小說中的形象都比較正面，值得同情和理解。黛云出身于官宦人家，但她堅定地走上了反叛之路，公然譴責自己的家庭腐敗、“封建”。她“說話聲音粗獷，一點都不像女孩子，剪了個短發，穿一件白夾克衫，黑色的短裙剛剛只遮到膝蓋”。但她代表年輕中國的朝氣和活力，最終她加入了“陜北”的抗日游擊隊。林語堂寫道：“那是一群勇敢的、愛國的年輕人，物質環境越惡劣，他們的意志越堅強，他們樂觀和英勇的氣概堅不可摧。”
同時，作者對曼娘也是充滿同情。曼娘的“貞潔”具有雙重的悲劇意義，她的婚姻是傳統的“沖喜”習俗的犧牲品，婚后不久丈夫便去世。曼娘是傳統女性的典范，一生恪守舊的禮俗。用一位貞潔寡婦來代表古典女性，其實也從另一方面說明舊的秩序無可避免地即將消逝。但曼娘并不是舊傳統的犧牲品，可憐兮兮，一籌莫展，像個活死人一樣。林語堂塑造曼娘的形象并不是要用它來譴責整個傳統文化。小說的情節安排賦予曼娘一個關鍵作用——由她來決定中國該不該進行抗戰：
“你覺得中國應該和日本打嗎？”木蘭問道。
“如果像這樣發展下去，還不如打一仗。”曼娘說，“怎么能讓阿軒赤手空拳和鬼子打呢？”
木蘭記得她爸說過：“你問曼娘。如果曼娘說中國必須戰，那中國就會勝。如果曼娘說中國不能打，那中國就會敗。”
“你認為中國可以和日本一戰？”木蘭又問道，一個字一個字說得很慢。
“不管中國愿不愿意，都必須去戰。”
好了，曼娘把話說了！
抗戰一打就意味著中國老百姓要付出巨大的犧牲，而小說中曼娘的死正是這種犧牲的悲壯象征。慘遭日本兵蹂躪奸污之后，曼娘上吊自盡：“她的身體從來沒被男人的眼睛看過，如今半裸著吊在那兒。”
《京華煙云》女性人物各種各樣，但林語堂心目中現代女性的典范當然是他精心塑造的女主角木蘭。其實，林語堂的手稿就被命名為“木蘭”。把小說女主角命名為“木蘭”當然是有涵義的：
木蘭是中國的圣女貞德，中國古代有一首著名的詩專講木蘭的故事，她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十二年未被發現，回家后重新換上女兒裝，孝敬父母。
1987版《京華煙云》，趙雅芝飾演姚木蘭
抗戰時期花木蘭的傳奇以多種藝術形式重新得到關注，林語堂重提花木蘭傳奇當然也是受當時抗戰環境影響，但同時他要通過木蘭的形象塑造來說明中國現代性中婦女解放這一主題。對林語堂來說，木蘭并不一定要親自上前線打仗，才能體現她的“尚武精神”，只要個性鮮明，一樣可以是一個“女戰士”。
木蘭是新、舊的綜合體，既是一個“戰士”，也是一個“女人”，或曰“女性戰士”。童年時她性格就很活潑，不是一個“乖乖女”。信奉道家思想的父親要把她培養成一個“新女性”，不纏足，上新式學堂。一雙天足讓她踏上遠離家鄉的求學之途，上了一家新開的女子學院，但木蘭還不滿足，她幻想自己是個男孩，因為男孩“什么便宜都占了”。她的想法像個男孩，她對妹妹莫愁說“長相根本不重要”；她的行為舉止也像個男孩，和男孩一起玩爬樹，摔下來弄得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她還有三樣愛好：吹口哨、唱京劇、玩古玩——都不是淑女該有的品味。她做新娘也不是羞羞答答、弱不禁風的樣子。她在婚禮上公然和鬧新房的賓客斗智斗勇，說說笑笑。婚后也不是一個宅家媳婦，經常要出外郊游，以致她丈人覺得這個媳婦多少有點輕率，不夠體面。
但另一方面，木蘭是個很有修養、知書達理的女性。在林語堂看來，理想的現代女性一定要有鮮明的個性。個性是通過扮演家庭和社會的不同角色一步一步培養起來的，木蘭的個性體現在做好女兒、姐姐、妻子、媳婦，當然最主要的是做好母親的角色。而要做好不同角色，木蘭作出了許多自我犧牲。這種自我犧牲也許就是一個象征性的姿態，比如剛做新娘的木蘭主動要把自己的金表送給婆婆，從而表現出“禮讓的風格”。
但自我犧牲也可能導致終生遺憾，比如木蘭不和妹妹爭搶共同心儀的戀人，只能把對立夫的愛深深埋在心里。自我犧牲也可以是用來自娛的一個念頭，比如木蘭要把自己的貼身傭人嫁給自己的丈夫做妾，因為她“特別仗義，熱衷交友”，也能欣賞“其他女人的美”，而且覺得“妻沒有妾，就像鮮花沒有綠葉一樣”。木蘭的個性在中國現代轉型的陣痛中逐步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為了木蘭最后的終極自我犧牲作鋪墊：把她的獨子送上戰場為國而戰。
當木蘭意識到國難當頭，她的獨子亦不能置身度外時，她久久發呆，不出一聲，但最終毅然同意兒子征兵出戰。正是這樣一個平常又勇敢的行為，木蘭的個性達致完美的境界：“人生的秋季”。在此意義上，木蘭代表了林語堂所謂的“理想女性”——充滿智慧、溫柔而堅定的母親形象。小說結尾寫道，木蘭加入大遷移的人群，兩天內領養了四個孩子，一路走來還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林語堂要表達的意思應該很明確了：如果日本人要想征服中國，他們的刺刀首先得壓垮這種母性精氣神。
1941年5月初，林語堂和《紐約時報》記者羅伯特·馮·蓋爾德作了一次訪談，講到自己正準備去佛蒙特州，找“一個沒有電的小木屋”，在那兒寫一部小說：“這部小說要寫當下中國的實況，這個國家面臨極其殘酷的環境，可就是打不敗，而且還越來越堅強。別以為日本沒有盡力。他們一次又一次從北向南圍剿重慶。每一次我們都是讓他們長驅直入，然后掐斷他們的供應鏈，他們便不得不無功而返。每一次我們都有反圍剿殲敵，消耗他們的兵力，破壞他們的供給。”
《風聲鶴唳：一部戰火硝煙中的中國小說》于1941年底出版，又登上暢銷書榜，雖然其轟動效應要比前幾本書遜色許多。《京華煙云》給現代中國勾勒出一幅巨畫，橫跨四十年，而《風聲鶴唳》的故事情節定在全面抗戰的頭兩年，即1937至1938年。雖然副標題明確表明這是一部戰時小說，但整個小說情節圍繞一個三角愛情故事展開：女主人公梅玲，“戰火風雨中的一片葉子”（英文書名直譯），和她的情人博雅，以及老彭。有評論指出：用悠閑的筆調來寫一部浪漫小說，背景卻是硝煙彌漫、慘不忍睹的戰爭環境，這個難度可不小；小說中三個人物形象似乎都不夠豐滿。盡管如此，大多數評論都看懂了林語堂所要表達的信息：愛好和平的中國正在勇敢地拼命抵抗野蠻的日本。
“說這本書不是林語堂最好的書，也許都沒什么意思，因為對林語堂崇拜者來說，林語堂的書沒有哪一本是‘較差的’。更重要的是要指出，林語堂在書中給我們展示了……什么叫種族大屠殺。”美國一份報紙的書評如是說，用了英文holocaust（大屠殺）一詞來界定林語堂小說中所揭示的日軍犯下的暴行。確實，《風聲鶴唳》今天讀來有其文學歷史價值：這部小說第一次記錄、揭露并譴責了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所犯下的罪孽。正如林語堂指出，造成“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遷移”的原因并非戰場上的恐怖（諸如空襲炸彈或槍林彈雨），而是由于日軍攻占南京后那些喪盡天良的行為。
林語堂進而把日軍的大屠殺和“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張獻忠四川大屠殺相比擬。作為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之一，張獻忠占領四川后大開殺戒，濫殺無辜，使整個四川白骨遍野，人口大規模銳減。林語堂評介說，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殺和張獻忠的四川大屠殺有得一比，都極其瘋狂，極其變態，不過有一點不同：張獻忠“沒有一邊屠殺老百姓，一邊還嚷著要建立‘新秩序’。他殺別人，也清楚知道自己會被別人殺掉”。
林語堂斷定，正是由于日軍這種殘暴獸性，日本想征服中國注定要失敗，因為你想要征服的人民蔑視你，你怎么征服。相反，中華民族越戰越勇，團結一致，抗戰到底。小說有一段描寫，日軍飛機轟炸漢口以后，宋美齡“身穿一件藍色短毛衣和一件黑色長衫，毛衣袖子卷得高高的”，出現在人群之中，安慰遭轟炸的平民，鼓勵人們的士氣：
“你看，蔣主席夫人親自來看我們老百姓了。”一位農人樂呵呵地笑道，“嗬，有這樣的政府，誰不愿意拼死到底？”
“現代女性還真不錯。”另一位路人笑著說道。
本文轉載自文化有腔調，內容部分有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