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先生在美國去世，享年95歲。
“太突然了。”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許紀霖第一時間接受了記者的專訪，電話那頭，他先表示了震驚，“我和他都姓許，從年齡上講，我是他的學生輩，所以稱呼他為‘許公’。他也很客氣，每次見面都是稱呼我‘許兄’，身上帶有那代文人特有的老派與親切。”
許倬云
第一次見到許倬云時，許紀霖正在香港訪學，“那是1999年，許公當時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他把我叫到辦公室聊天。他可能也知道我喜歡關心世界大事，所以第一次正式交流，談的不是學術，而是站在新千年世紀之交對世界未來的憂慮。其念茲在茲的憂患意識讓我印象深刻，之前很少有長輩學者和我談話不談學問，談對人類未來的關懷。后來我們就熟絡了起來。”
在許紀霖看來，許倬云、張灝、林毓生等那代臺灣學人和今天的臺灣學者不大一樣。“前者都是從祖國大陸來到臺灣，在臺灣成名成家，后又長期赴美研學訪問。他們身上都保留著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傳統，所謂‘家國天下’的情懷，有非常宏大的視野。特別是許公和張灝先生一樣，思考的都是人類命運的大問題。”
中國幾所主要的綜合性大學目前都建有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海峽兩岸的南京大學、臺灣大學同在2005年成立高研院，許公是最早的推動者之一。他當時也是南大的高級顧問，每年都要在南京很長時間，南大建立高研院也是他的建議。”許紀霖回憶說，2008年華東師范大學成立思勉高研院，“我還專門請許公來滬參加揭牌儀式并做演講，他欣然應允。老人家很幽默，說自己坐高鐵不方便，搞輛車來把他‘塞’進去就好了。”
“許公那次在演講中著力提到，高研院要倡導跨學科研究，但跨學科并不只是跨社會科學的學科，你也可以‘飛象過河’，結合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他最后還提出愿景，講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高等研究院，應該是一個知識界的文化先鋒營。后來這篇演講題為《我心目中的高研院》在《文匯報》上整版發表。”
“那次活動結束后，我送他回南京，老爺子下車前還執意要送給司機一百塊錢作為小費。可見他在待人接物上面，哪怕是對于普通人，也頗有貴族之風。后來因為和李敖的官司，2013年之后許公不再回臺灣。后來，他的身體狀況也越來越不好，幾次和我通信訴說想來大陸看看，都未能成行。這應該是他晚年的一大遺憾。”
許倬云
許紀霖介紹說，許倬云早年精究上古史，特別是對西周史、漢代的農業研究等都卓有成績，是這方面的大師。中年時，許公開始向企業家講課，像在《從歷史看組織》一書中，他立足現代管理學視角，將中國歷代王朝治理體系類比為企業組織，探究國家作為特殊組織形態的運作邏輯與歷史演變脈絡。“通過講述中國歷史落腳在現代企業管理，可以說許公在這方面也是先行者，后來大陸很多學者也開始面向社會、面向企業家授課，但他要比我們早了三四十年，這也讓他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
許倬云晚年學術風格為之一變，轉而寫作多種中國通史。“出了好幾個版本，而且一本比一本好，包括《中西文明的對照》等書，都在大陸很暢銷。我個人比較欣賞《說中國》，還專門為此寫過書評。許公在書中把中國古代歷史貫通性地重新論述了一遍，其中不乏新穎的觀點和創見。”
“舉個例子，關于中國的一神教傳統。之前一談中國的宗教，都是泛泛地說儒釋道三教合流。許公在書中就認為，事實上在魏晉南北朝以后，中亞等地的摩尼教、祆教、景教傳入中國，它們沒有對上流社會產生影響，卻對民間社會，特別是對秘密社團、幫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的這個觀察是非常敏銳的。”
“他的另外一本書《中國文化的精神》，影響也非常大。講中國文化一般都是講經典意義上的‘大文化’，但這本書寫的是中國文化的‘小傳統’，我把它稱為是講‘肌膚’中的中國文化，是談我們的中醫、烹飪、太極八卦、陰陽五行等，講中國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身體以及宇宙的。之前的大學者很少從這個角度切入，但許公的講述出人意表又言之有據。可以說他對中國歷史的了解是上下通吃，既談經典，也寓目日常生活、風俗習慣，無所不包。”
許紀霖認為許倬云晚年的影響主要是面向大眾。“特別是這兩年，他成了‘老網紅’。他的仰慕者幫他的忙，除了出版書籍，還幫他在多個平臺上運營視頻號，像B站上的‘許倬云說歷史’，粉絲多達五十多萬之眾。他一點也不排斥新媒體，通過新媒體向青年人講中國文化、講人生智慧，所以許公一直是很年輕的，一直和時代保持同步。他做文化啟蒙、知識啟蒙，欣然嘗試最時尚的新媒體和社交媒體，包括視頻和短視頻。”
“許公講的內容都很大，大歷史、大智慧，這是年輕人喜歡的。同時在這個內卷的時代，他能收獲大量青年朋友的關注和推崇，還在于其本人的人生經歷就堪為一部勵志小說。他從小就非常自立，考上臺灣大學歷史系，赴美取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后來又回到臺大做歷史系系主任，擔任起繁重的行政工作，展現出出眾的學術組織能力，甚至比正常人承擔的工作量還大、還多。”
“誰見到他都會油然起敬。”許紀霖回憶第一次見到許倬云的情形猶在眼前，“他的身材很小，又行動不便。當時汽車開過來，旁邊的人都在悄聲說‘許公來了’。但見他的太太孫曼麗女士先下車，轉身把他像抱小孩一樣從車里抱下來的。因為先天殘疾，后來又多次動手術，他的生活當然是需要人照料的。但孫女士也告訴過我們，穿衣、吃飯這些先生都不要人管，都是他自己照顧自己。”在許紀霖看來，“許公比誰都健康。不僅是大腦和心理，他的身體也有非常strong的一面。”
“雖然生活不便，但許公熱愛生活。做上古史研究的學者都注重史前文明的考古發掘，按照王國維提出的‘雙重證據法’，講求既注重地上的文字，也關注地下的文物。許公經常到考古遺址的現場去了解歷史，用他的話說，就是把自己往小車里一‘扔’，哪都要去。所以他從來都不是一個書齋里的學者，而是個面向田野的學者。在他身上充滿了人格魅力，不僅是學問好、有智慧，而是活生生地展示了生命的活力，這和身體健全與否并不完全畫等號，是一種由內而外噴薄而出的生命力。這一點在他身上體現得尤為顯著。”
“晚年的許公，經常會談起對美國的失望和對中國崛起的期望。”許紀霖回憶說最后一次見到許公時，后者就表示了對美國人文精神衰落的批評。“過分倚重科技的發達，重視物質的利益，他對此一直是抱有憂慮的。”
“許公的這些觀點，聽上去頗有幾分‘東升西降’的味道。但我認為要把這些放在他人生經歷的語境下去全面地看待，也是陳寅恪先生所謂的‘同情性理解’的態度。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許公那時才七歲，就隨著家人一道過上了顛沛流離的生活。他對我講過，在無錫鄉下，日寇來掃蕩，一家人躲在蘆葦蕩里，鬼子的刺刀就在鼻子前擦過，就那么近，真的是九死一生。那代人經歷過戰爭，真切地感受過民族的屈辱，對于國家的崛起總是充滿了想象與期待的，這和他們人生經歷密不可分，尤其是還原他的童年生活，以及晚年又生活在美國。有的人可能并不同意他的看法，但還是應該理解他。”
2024年，第六屆唐獎漢學獎授予許倬云先生，以表彰他在漢學領域的卓越貢獻。“這個獎號稱是漢學界的‘諾貝爾獎’，主要頒給人文學者，一年一評，我也是初選提名人之一，之前就多次提名過許公。令人欣慰的是，終于在他去世的前一年獲獎，實至名歸，是對他一生治學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