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觀察》也與《文藝報》配合密切，抵制《解放軍報》等媒體對白樺的批判。在白樺遭受批判之際，該刊主動向白樺約稿，白樺寫出《春天對我如此厚愛》一文，刊登在7月25日出刊的《新觀察》第14期上。白樺在文章中談到自己所寫的歷史劇《吳王金戈越王劍》時寫道：“五月一日剛剛完成初稿，五月六日攝制組從廣州到武漢，他們由于嶺南的連綿陰雨和某種人為的困難，工作極不順利，延宕了很多時日。”而“某種人為的困難”一語，則隱諱地點出了因《苦戀》受批判的處境。 盡管如此，白樺接著告訴讀者：遭到了批判并沒有什么，很多人是支持我的，“春天”對自己是“厚愛”的：

六月中旬接到攝制組的通知，前往長春電影制片廠看修改后的樣片。當我離開武漢上火車的時候才感到武漢連續(xù)的晴天還沒有使氣溫上升到三十度，真怪！武漢的春天竟破天荒延續(xù)了這么長！是我在追蹤春天呢？還是春天對我特別鐘愛呢？……我情不自禁暗暗得意，今年我卻能和春天如此長久的相聚，雖然也有風雨，但它是春天的風，春天的雨……到處都是一片新綠，“天涯何處無芳草”，柔弱而眾多的小草啊！你們才是春天的象征……

引文中“六月中旬接到攝制組的通知”一語，白樺的原文是“六月中旬，接《苦戀》攝制組的通知，前往長春電影制片廠看修改后的《苦戀》樣片”，編輯部在刊發(fā)時，小心謹慎地刪掉了“《苦戀》”字樣。不過，這篇文章后來還是遭到了一些人的指責。這是后話，且按下不提。

文藝界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及在媒體上對壘的陣勢，引起了黨內高層的注意。胡耀邦和鄧小平等人，則從大局出發(fā)，尋求的是另一種解決途徑。

胡耀邦、鄧小平的談話

《解放軍報》和《時代的報告》聲勢很大的批判開始后，一些報刊紛紛轉載，一時間山雨欲來的架勢，使人聯(lián)想許多，國內外反映強烈。這種局面引起了胡耀邦注意。5月17日，胡耀邦出面講了一次話。顧驤告訴我：

5月17日，胡耀邦同志與中國文聯(lián)及各協(xié)會以及中央文化部的負責人有一次談話，主要是關于目前對《苦戀》批判。他在談話中指出：“首先，文藝戰(zhàn)線形勢是好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正確與錯誤是相伴而行的。所以必須首先肯定成績，也必須克服前進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不成熟或有害的東西，接受過去的教訓，就是吃了不肯定主流的虧。毛主席為什么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是因為沒有肯定主流。不要因為看到局部少量不好的東西，忘了大量好的東西。”“第二，我們克服缺點錯誤，辦法一定要穩(wěn)妥。由于文藝界多年搞批判運動，大家特別敏感。文藝界是‘驚弓之鳥’，由于過去遇到了多次‘弓’與‘彈’，更應特別注意。前些日子對《苦戀》的批評是可以的。但是現(xiàn)在看來批評的方法如果更穩(wěn)妥，效果會更好些。批評是有好處的，為了幫助他們。但回過頭來看，方法如果好一點，效果則會更好些。……寫《苦戀》的作家還是寫了些好作品，但這篇（作品）是不健康的，有害的。軍隊對他的態(tài)度還是好的，但軍報那種批評的措詞，用的方法不穩(wěn)妥。（批評）我過去提過，是否可叫評論？大家叫慣了也可以。但批評是衛(wèi)生運動，是洗臉，這是一。其次，爭取作者作自我批評，作者反批評也可以。第三，發(fā)表批評文章，一定要用個人名義。第四，要把批評作品與批評作者分開，不要混在一起。第五，要充分說理。說理不容易。（批評文章）不要全國報紙一起登。各報可轉載，可不轉載，不要強制人家轉載。我和××談了這個問題。對《苦戀》的批評現(xiàn)在國內外反映強烈，臺灣還轉發(fā)了（日本）《讀賣新聞》的消息，說我們黨內意見不一致，說胡耀邦、鄧穎超反對這個批評。我們見意先把這場風波平息下來，現(xiàn)在國內還沒有平息下來。用一兩句話把這事冷卻下來。不要再批判了。過一段再說，有些事情處理方法就應該這樣。”

胡耀邦談話后，周揚找到顧驤，要他根據(jù)胡耀邦的談話精神，寫出一篇文章交《人民日報》發(fā)表。顧驤回憶說：

1981年6月初，我在周揚同志授意下，根據(jù)耀邦同志講話精神，撰寫了《開展健全的文藝評論》一文，發(fā)表在8日《人民日報》上。對《苦戀》事件中的種種過“左”的做法，從正面闡述中作了批評。此文經周揚同志審閱，將原題“開展健康的文藝評論”的“健康”易一字為“健全”，避免刺耳，還是他老到。這樣的文章署我個人名似乎分量不夠，壓不住；但又不好用“專論”“評論員”之類，因為胡耀邦同志剛剛講過，要求寫評論文章要以個人名義發(fā)表，所以署了一個筆名“顧言”。由于自批《苦戀》事件開始，《人民日報》一直未表態(tài)，巋然不動。所以這篇文章發(fā)表引起敏感的在京外國新聞記者注意，當日，合眾國際社、美聯(lián)社、路透社、法新社發(fā)出十幾條消息，有的說：“中共迅速平息了一場新的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開展健全的文藝評論》發(fā)表，公開批《苦戀》事件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