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觀察》也與《文藝報》配合密切，抵制《解放軍報》等媒體對白樺的批判。在白樺遭受批判之際，該刊主動向白樺約稿，白樺寫出《春天對我如此厚愛》一文，刊登在7月25日出刊的《新觀察》第14期上。白樺在文章中談到自己所寫的歷史劇《吳王金戈越王劍》時寫道：“五月一日剛剛完成初稿，五月六日攝制組從廣州到武漢，他們由于嶺南的連綿陰雨和某種人為的困難，工作極不順利，延宕了很多時日。”而“某種人為的困難”一語，則隱諱地點出了因《苦戀》受批判的處境。 盡管如此，白樺接著告訴讀者：遭到了批判并沒有什么，很多人是支持我的，“春天”對自己是“厚愛”的：
六月中旬接到攝制組的通知，前往長春電影制片廠看修改后的樣片。當我離開武漢上火車的時候才感到武漢連續的晴天還沒有使氣溫上升到三十度，真怪！武漢的春天竟破天荒延續了這么長！是我在追蹤春天呢？還是春天對我特別鐘愛呢？……我情不自禁暗暗得意，今年我卻能和春天如此長久的相聚，雖然也有風雨，但它是春天的風，春天的雨……到處都是一片新綠，“天涯何處無芳草”，柔弱而眾多的小草啊！你們才是春天的象征……
引文中“六月中旬接到攝制組的通知”一語，白樺的原文是“六月中旬，接《苦戀》攝制組的通知，前往長春電影制片廠看修改后的《苦戀》樣片”，編輯部在刊發時，小心謹慎地刪掉了“《苦戀》”字樣。不過，這篇文章后來還是遭到了一些人的指責。這是后話，且按下不提。
文藝界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及在媒體上對壘的陣勢，引起了黨內高層的注意。胡耀邦和鄧小平等人，則從大局出發，尋求的是另一種解決途徑。
胡耀邦、鄧小平的談話
《解放軍報》和《時代的報告》聲勢很大的批判開始后，一些報刊紛紛轉載，一時間山雨欲來的架勢，使人聯想許多，國內外反映強烈。這種局面引起了胡耀邦注意。5月17日，胡耀邦出面講了一次話。顧驤告訴我：
5月17日，胡耀邦同志與中國文聯及各協會以及中央文化部的負責人有一次談話，主要是關于目前對《苦戀》批判。他在談話中指出：“首先，文藝戰線形勢是好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正確與錯誤是相伴而行的。所以必須首先肯定成績，也必須克服前進過程中出現的不成熟或有害的東西，接受過去的教訓，就是吃了不肯定主流的虧。毛主席為什么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是因為沒有肯定主流。不要因為看到局部少量不好的東西，忘了大量好的東西。”“第二，我們克服缺點錯誤，辦法一定要穩妥。由于文藝界多年搞批判運動，大家特別敏感。文藝界是‘驚弓之鳥’，由于過去遇到了多次‘弓’與‘彈’，更應特別注意。前些日子對《苦戀》的批評是可以的。但是現在看來批評的方法如果更穩妥，效果會更好些。批評是有好處的，為了幫助他們。但回過頭來看，方法如果好一點，效果則會更好些。……寫《苦戀》的作家還是寫了些好作品，但這篇（作品）是不健康的，有害的。軍隊對他的態度還是好的，但軍報那種批評的措詞，用的方法不穩妥。（批評）我過去提過，是否可叫評論？大家叫慣了也可以。但批評是衛生運動，是洗臉，這是一。其次，爭取作者作自我批評，作者反批評也可以。第三，發表批評文章，一定要用個人名義。第四，要把批評作品與批評作者分開，不要混在一起。第五，要充分說理。說理不容易。（批評文章）不要全國報紙一起登。各報可轉載，可不轉載，不要強制人家轉載。我和××談了這個問題。對《苦戀》的批評現在國內外反映強烈，臺灣還轉發了（日本）《讀賣新聞》的消息，說我們黨內意見不一致，說胡耀邦、鄧穎超反對這個批評。我們見意先把這場風波平息下來，現在國內還沒有平息下來。用一兩句話把這事冷卻下來。不要再批判了。過一段再說，有些事情處理方法就應該這樣。”
胡耀邦談話后，周揚找到顧驤，要他根據胡耀邦的談話精神，寫出一篇文章交《人民日報》發表。顧驤回憶說：
1981年6月初，我在周揚同志授意下，根據耀邦同志講話精神，撰寫了《開展健全的文藝評論》一文，發表在8日《人民日報》上。對《苦戀》事件中的種種過“左”的做法，從正面闡述中作了批評。此文經周揚同志審閱，將原題“開展健康的文藝評論”的“健康”易一字為“健全”，避免刺耳，還是他老到。這樣的文章署我個人名似乎分量不夠，壓不住；但又不好用“專論”“評論員”之類，因為胡耀邦同志剛剛講過，要求寫評論文章要以個人名義發表，所以署了一個筆名“顧言”。由于自批《苦戀》事件開始，《人民日報》一直未表態，巋然不動。所以這篇文章發表引起敏感的在京外國新聞記者注意，當日，合眾國際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發出十幾條消息，有的說：“中共迅速平息了一場新的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開展健全的文藝評論》發表，公開批《苦戀》事件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