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宇
張凱
祁瓊
2025年6月的清晨，當當事人家屬握著《取保候審決定書》，聲音哽咽地說出“終于能回家了”時，我望著窗外漸亮的天光，忽然想起第一次會見當事人時的場景——那時的他坐在看守所的鐵椅上，眼神里滿是焦慮：“李律師，我真的沒做過，可檢察院已經批捕了......”
這起看似“證據確鑿”的強制猥褻案，最終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結果實現批捕后取保，更幫助家屬將原本高達近150萬元的諒解費用壓縮至不足30萬元。作為承辦律師，我想通過這個案例，還原刑事辯護中那些“破局”的關鍵：當證據鏈看似嚴密時，如何用專業視角找到隱藏的漏洞；當當事人陷入困境時，如何用系統性策略扭轉被動局面。
一、批捕后的困局：表面“完美”的證據鏈下暗藏玄機
案件進入審查批捕階段時，公安機關移送的證據清單（這個階段辯護人無法閱卷，但是我具備承辦海量涉性類犯罪案件的經驗，基本上可以預判）堪稱“扎實”：書證能夠詳細證明案發的時間、地點、行為細節；監控錄像顯示當事人與被害人在案發地獨處；證人證言指向當事人“行為異常”。承辦檢察官初步審查后認為“有證據證明犯罪事實”，迅速作出了批捕決定。
家屬找到我時，最迫切的訴求是“先取保”，但更核心的擔憂是：“如果確實無罪，怎么翻案？”我仔細掌握的證據線索后發現，所有指控的核心邏輯都建立在“被害人不具備完全性防衛能力”的基礎上——即推定被害人在案發時無法明確拒絕、反抗，但是囿于精神類疾病其并不具備性防衛能力。通過和承辦民警溝通以及會見，沒有任何關于被害人精神狀態的專業評估，僅依據其單方陳述就得出結論，這恰恰是證據鏈中最薄弱的環節。
“如果被害人可以完全理解自己行為的性質和后果，那么所謂的'強制猥褻'就失去了前提。”我向家屬提出突破點：申請對被害人進行《性防衛能力鑒定》。這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必要時可補充鑒定”的范疇，更是推翻“明知故犯”推定的關鍵。
二、以鑒促審：用專業鑒定撕開證據缺口
向公安機關提交《鑒定申請書》時，我們面臨著雙重壓力：一方面，批捕后的30天黃金救援期已過半，時間緊迫；另一方面，司法機關對對被害人“鑒定”的啟動持審慎態度，需要充分論證必要性。
我們做了三件事：
第一，用數據支撐觀點。整理了近五年來全國類似案例的裁判文書，統計顯示：在性侵害案件中，若被害人經鑒定為“具備性防衛能力”，那么其在案發時的具體表現將會成為影響案件走向的關鍵（數據來源：中國裁判文書網2020-2024年相關案例）。
第二，用邏輯強化說服。雖暫時無法閱卷，但是根據現有信息從不同的可能性角度出發，論證被害人陳述不盡不實的可能性，進而削弱其筆錄真實性。并通過細節指向其完全具備正常表達的能力，具有性防衛能力。
第三，用協作推動進程。主動聯系全國頂級精神衛生中心專家，溝通鑒定要點（非傳統意義上的精神疾病，需重點評估案發時的認知、判斷能力）。
經過曠日持久的等待，鑒定意見雖已出爐，但是卻遲遲不給嫌疑人簽字。因此，我作為辯護人也無法通過會見獲得相關信息。在這樣的“信息封鎖下”，我始終堅持相信嫌疑人是被冤枉的。
但是，檢察官催促我方主動尋求諒解，化解社會矛盾的迫切感卻日漸強烈。我判定，被害人必然具備性同意能力。
在被害人方簽署諒解書的第二天，當事人隨即就看到了鑒定意見，沒有任何懸念，鑒定內容和結論全部被我預料，且無遺漏。
最終，偵查機關采納了我們的意見，認為“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嫌疑人曾實施強制猥褻的犯罪行為”，作出了取保候審決定。
三、超越取保：用全局思維化解“天價諒解費”
在很多律師看來，“拿錢諒解”是最直接的解決方式，但我們始終堅持：諒解不是“花錢買刑”，金額必須合理，否則反而會坐實“理虧”的公眾印象。值得強調的是，在本案中給予被害人方諒解費用一方面是人道主義考量；另一方面是為了配合司法機關達成案件的社會效果以真金白銀為代價向前走出的艱難一步；當然，避免程序人為拉長也是著重考慮的一環。
我們采取了“三步走”策略：
1.堅守真相，瓦解“天價”底氣。辯護人對于自己當事人的信任，賦予了律師確定案件辯護方略的基礎。簡言之，沒有做過的事情，證據不會指向你，對方漫天要價，我們要打壓這種歪風邪氣。
2.引入第三方，打破對立僵局。隨著案件的不斷推進，事實真相也在不斷浮出水面。即便是批捕的檢察官，相信此時此刻他們也會秉承職業倫理，堅守職業精神，會為了案件的公平公正辦理而努力。在這樣的信念下，檢察官就能肩負起斡旋嫌疑人和被害人雙方的責任。為打破對立僵局，提供助益。
3.用刑事風險提示，推動理性妥協。向被害人代理人客觀分析案件走向：若繼續堅持起訴，因關鍵證據已被推翻，最終可能面臨“證據不足、指控不成立”的結果；而接受合理賠償，既能及時止損，也能避免訴訟風險。
經過反復協商，最終雙方以不足30萬元達成諒解。當事人家屬捏著《諒解書》說：“李律師，沒有你這個主心骨，這些年積蓄全都得搭里邊。”
結語：刑事辯護，是專業的勝利，更是初心的堅守
這起案件的成功，不是“運氣好”，而是對“證據思維”和“全局視野”的堅持——不局限于“認罪認罰求緩刑”的“套路辯”，而是敢于質疑表面“完美”的證據鏈；不僅關注“是否取保”，更要思考“如何從根本上化解危機”。
在刑事辯護的戰場上，每個案件都是一場“證據攻堅戰”。作為律師，我們既要像“偵探”一樣挖掘隱藏的事實，又要像“談判專家”一樣平衡各方利益，更要像“法律衛士”一樣守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面臨刑事困境，請記住：專業的辯護，永遠值得被選擇。
李靖宇，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主攻刑事證據法學。目前，一方面主要致力于為網絡游戲相關產業提供刑事辯護以及合規服務，例如跨境賭博犯罪、網絡數據安全犯罪等。另一方面主要從事“涉性犯罪”的辯護與研究，僅2023年上半年已經成功為5例涉嫌強奸罪案的蒙冤者爭取到了撤案或者不起訴的良好結果，近期也收獲了檢察院法定不起訴和法院判決無罪的理想裁判結果。值得一提的是，近幾年通過辦理大量虛擬幣（USDT/比特幣等）相關犯罪案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研究成果。
張凱，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律師，西北政法大學刑法學研究生，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員。曾在中央企業工作，從事法務、風控等工作，具有豐富的企業法律事務處理與風險防控經驗。加入京都所后，主攻刑事案件，重點從事經濟犯罪、涉企犯罪、金融犯罪、職務犯罪等領域刑事案件辯護，辦理過經濟類、金融類、行受賄類、涉黑、毒品等多類型刑事案件且多為疑難復雜案件；代理案件涉及一審、二審、刑事財產執行異議、申訴、再審、最高院死刑復核等各刑事階段。
祁瓊，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畢業于美國南加州大學。執業以來參與多起重大復雜案件的辯護工作，案件類型涵蓋職務犯罪、經濟犯罪、涉黑犯罪等多個領域，如貪污罪、挪用公款罪、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積累了豐富的刑事案件辯護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