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理想主義的火種
這是經過了20多年的答案。時間再拉回到我高考時，選擇法學作為職業就真的純屬巧合。我們那個時代的高考還沒有張雪峰指導志愿填報，所以橫亙在城市和農村，大城市和小城鎮之間的信息差也決定了每個考生的專業選擇。我來自西北的一個中等城市，所謂中等，其規模也不過就是全市總共三所中學。因為中學階段學業表現突出，高考之后的估分和志愿填報，我都是在各科老師的共同監督商議下完成的。在我之前，母校高考的最好成績似乎只是蘭州大學，我也當然成了學校能創造高考佳績的重點培養對象。當時學校對我的要求首先是必須是北京的大學，其次必須是所重點大學，幾經權衡班主任幫我定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還言之鑿鑿地跟我父母說，學完法學就可以進政府機關當公務員端鐵飯碗。但不敢冒進的父母在最終提交志愿時，還是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偷偷改成了分數更低一點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反正學法學都要當官的，而且這倆學校名字里還都有“中國”，應該也錯不到哪兒去。于是我就這樣進了法律系，走上了法律之路。
中國政法大學的本科生部在昌平，所以我的大學四年都是在昌平度過的，現在看大學畢業照真的就是土得掉渣的“昌平Style”。但就是在那個狹小簡陋的校園，我們卻接受了那個時代最好的法學教育。中國政法大學有個傳統，但凡新生入校，都會集體宣誓“執法律之利劍，持正義之天平”。當數百人的聲音回蕩在大禮堂，那一刻也成了我關于法律最初也是最永恒的記憶。
電視劇《以法之名》劇照。
初學法律的幾年，很多法律尚未制定完成，老師們授課時最擅長的都是批判法學，法條基本是不提的，法規也基本是不看的，大部分時間就是痛批現行法中存在的各種漏洞問題，而我們提交的報告論文也基本都是立法論性質的，每個人都要填補法治漏洞，每個人都有繪就法治藍圖的宏愿。這跟我們現在講法律時會說，學會找法懂法解釋法是法律人的看家本領，法律人首先要尊重實定法的權威，并在此基礎上做出符合價值判斷的解釋，真的有天壤之別。
可也許就是這種批判法學的教育模式讓那個時代的我們都很有批判精神。現在想想，那也真是個白衣飄飄的年代，我還能清晰地記得宿舍同學傾巢出動涌向大禮堂聽江平校長講座時的情形，他講學法律的首先要懂得區分“法制”和“法治”，前者只是約束個人，而后者同時約束權力；他講法律的終極使命是捍衛每個個體的自由和權利；他還講中國私法的空間是公法給的，個人權利的多少取決于國家權力的界限。這些話對于初入大學的我們好像一團火點燃在心里，也種下了最初理想主義的種子。我大學畢業后選擇讀憲法與行政法學作為碩士和博士研究方向，也跟老校長當時的啟發教誨有關。
追求理性、面向現實的夢幻學科
除了正義的理想外，對于傾向于追求秩序和熱愛規則的人而言，法學同樣是夢幻學科。因為它就是由概念、規則、邏輯和體系構成，也用邏輯和理性來界分善惡，明辨真理。而那些包裹在繁復法條背后的又是極致的圖標對稱和邏輯完美。我后來讀碩士時開始學德語，博士時選擇做德國公法，除了因為我專研的憲法和行政法學基本以德國法為范本外，同樣因為德國法的精密構造和繁復肢體簡直就像巴洛克建筑和音樂一樣令人著迷，它把抽象性和邏輯性推向極致，沉溺于這些規則構造里帶來的腦力激蕩，就足以讓人產生如康德所說的“教義微醺”。
除了這些抽象學理，這個學科又總會讓人不斷接觸社會真實。我碩士時已從昌平校園搬到了海淀小月河畔。那時的研究生還沒有大范圍擴招，一個年級的研究生統共也沒有多少人。宿舍樓也是男女生混住，男生占據了一層和二層，女生在三層。這個男女比例跟現在法學院幾乎都以女生為主已形成了鮮明對照。我們宿舍樓前有個宣傳欄，上面寫著一行話是，“人民送我學法律，我學法律為人民”。那并非簡單的口號宣傳，每次經過真的會內心激蕩。因為學校門口總會有很多從全國各地跑來上訪的群眾，會向老師和學生尋求法律幫助。樓下的男同學中甚至還有將自己的床鋪騰出來給上訪群眾借住的。可以說，我們最初的職業自豪也基本都是在給這些上訪群眾提供法律支援時獲得的。
《權力的邊界》
作者：趙宏
版本：果麥文化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3年11月
讀書時發生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法律事件是孫志剛在收容審查期間被毆打致死案和唐福珍為抵抗強拆自焚案。當時很多法學老師都發表了群情激憤的意見，這些意見甚至最終促成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廢止。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并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成為這些事件的親歷者，會真實地看到法治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溝壑和張力。但在那個時代，這種張力卻不會讓人虛無、軟弱甚至犬儒，反而會激發出改變現實的精神力量。
現在想想，那些精神力量更多來自于我們身邊充滿正義感的老師的言傳身教。所以我自己在當了老師后也常常會想，我們在法學院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學生，我又該向學生傳達什么。專業性當然是需要的，因為法學畢竟關系他人的身家性命和財產安全，但只有法學專業又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純粹技術性的法學可以為任何人服務，也可以被任何人利用，每個受到良好訓練的法學家完全可以證明出權力所需要的任何結果，甚至可以邏輯自洽地將任何行為解釋為犯罪，并使之受到懲罰。所以我們真正需要培養的首先是好的公民。好的公民意味著不僅自己要有專業持守，還要對社會和他人負擔起責任。
法律人的宿命和責任
從中國政法大學到北京大學，我教過的學生幾乎都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但現在在入學時我總會先給他們潑盆涼水，進入頂尖大學的法學院學習，并非只是靠個人的天分和努力，家庭的付出、社會的托舉都必不可少，將個人取得的成績都僅歸因于自身奮斗并不客觀，相反，唯有你意識到自己現有的成績可能只是來自命運的饋贈，才會重新審視自己與他人以及社會的關系，也會意識到自己對于那些并沒有那么幸運，甚至人生遭遇厄運和跌入谷底的少數人的責任。所以，我在法學院里教書時也總會說，法學說到底關心的是每個具體的個人，所要做的就是護住每個人個體的尊嚴，不讓它為外力所糾纏和貶損。這就是我們法律人的人生目標，也是我們日復一日為此努力工作的真正原因。
電影《辯護人》劇照。
但為少數人辯護也總會遭遇公私目光的質疑，這也可能就是法律工作者的宿命。就像講座時總會有人問，如何看待公眾的樸素道德與法律甚至司法判決之間的關系。大眾意見或者樸素法感與立法或判決相去甚遠的事情又每天都會發生，我們一方面要克服專業法律人的倨傲，當某個判決結果與公眾法感之間出現嚴重悖離時，需要停下來想一想是不是執法、司法甚至是立法出現了問題，比如此前發生的陜西菜農售賣5斤超標芹菜就被罰款6.6萬的案件；但有時當互聯網出現一面倒的對某些個體的道德鞭撻和公開處刑時，我們又需要站出來為這些“有劣跡者”辯護，并且有勇氣指出法律所保護的個體尊嚴同樣包括違法犯罪者的尊嚴。總之，選擇堅持自己的法律職業操守可能面臨的是兩面不討喜，在狂熱時得提醒他們保持冷靜；在高歌猛進時讓他們記住剎車，恪守權力的邊界。這也許就是法律人的使命，是命運對我們的職業召喚。
眼里有光、心中有愛的法律同行者
不得不說的是，當下距離我上大學時已有很多變化。羅永浩在最近的脫口秀里吐槽，在年輕人看來，中年人已經有了原罪，只要開口指點天下，講人生哲理就會被認為是爹里爹氣的“老登”。年輕人也已經不再相信理想主義那一套，因為取代此前改變世界的雄心和理想的早已是對未來的焦慮，所以進入大學哪怕是理想的頂尖大學，也無非就是高中生活的延續，在學校的每一天都要為未來的考公保研做準備，我甚至聽說連在大學里談戀愛的比率在近十年來都開始急劇下降。面對巨大的不確定性，考公保研上岸似乎才是未來生活的真正停靠和心靈錨點。
我能夠理解年輕人的焦慮，也能夠理解他們對于中年“老登”的嫌棄，一如在呼嘯前行的列車上，每個人都擔心自己被甩下，又怎么可能把視線再投放到他人身上。可能在被巨大的焦慮感所籠罩的年輕人看來，所謂理想主義和同理心也只是我們這些中年人對已經獲取的紅利的掩飾。但每次琢磨這個問題的時候，又總會想到我上憲法課時的一件趣事。課間休息時我去衛生間，就聽到兩個女生議論，趙老師講憲法中的人的尊嚴講得很讓人感動，可這種課對我們未來就業又有什么用呢？我當時認真想了想回教室說，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曾經給出過一個衡量人的尊嚴是否受到侵犯的標尺，就是個人是否被客體化和工具化，我們在憲法上講到這個問題時會說，人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為了達成某個目的的政治手段和工具。但我們自己呢？當我們放棄去思考職業和生活的真正意義，而只是用對就業有用或者無用來權衡自己，權衡自己對知識的汲取和專業的選擇，是不是也同樣是將自己客體化和工具化了呢？
所以在這篇給新入校的大學生的文章里，我還是不合時宜地寫下了理想主義，我也真的希望依舊能在新學期的教室里看到新生眼里的光亮，看到他們想要追尋正義和改變世界的信心和勇氣。這個光亮會一直支持你在這條法律之路上堅毅地走下去，并真正獲得關于人生最篤定的意義。所以，年輕人，如果你真的對正義公平有渴望和追求，也真的對具體人的苦難有共情和理解，那還猶豫什么呢，法學院歡迎你，這條正義之路也會有無數人跟你一起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