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觀智庫近期推出“智庫問政”系列對話，聚焦上海近年來推出的一系列城市治理的新做法、新名詞，邀請相關智庫特聘專家及行政部門領導，進行深入解讀。
從今年1月1日開始，檢查碼作為上海優化營商環境的一個重要舉措，在涉企檢查中全面推行開了。上海為什么要推行檢查碼？背后的邏輯是什么？又可以如何幫助企業更好地發展？本期聚焦上海“檢查碼”，解讀上海的新做法。
本期嘉賓
趙勇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教務處處長，教授
于曉瓊?上海市司法局行政執法協調監督處處長，二級巡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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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次對話主要內容摘要）
要備案或申請，符合條件才給碼
上觀智庫：這個檢查碼到底是什么，它背后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樣子的呢？
于曉瓊：檢查碼其實是我們執法人員向法人、非法人組織以及個體工商戶，也就是常說的經營主體，展示跟行政檢查相關信息的一個二維碼，這個二維碼里面包含了檢查的任務、檢查的事項以及執法人員的信息。檢查碼是先申請賦碼，再進行評碼檢查，最后掃碼評價。
首先，開展涉企行政檢查之前，行政執法部門應當向全市統一綜合執法系統，申領檢查碼。申領檢查碼有兩個路徑，分為有計劃檢查和觸發式檢查。
有計劃行政檢查，檢查計劃要事先進行備案，符合條件的給予一個計劃編碼。觸發式檢查，主要是基于投訴舉報等線索來發起的，需要提供檢查理由，生成檢查通知，并推送檢查碼給受檢的企業。
在檢查過程當中，要求憑碼檢查，也就是檢查人員進入到生產經營的管理場所以后，他必須亮出檢查碼，然后企業可以通過掃檢查碼，來獲知檢查的任務、事項和人員。同時我們的執法人員還要亮出他的執法證。
然后，是掃碼評價，就是執法人員在完成涉企現場檢查以后，企業現場負責人或者是法定代表人也可以通過再次掃檢查碼來查看這次檢查的情況，并對檢查做評價，如企業對檢查行為到底認可還是不認可，不認可在哪些點位上面，是不是有重復檢查、不作為、濫檢查的情況，方便我們開展執法監督工作。
4月以來，我們也推行了聯合檢查碼上線，方便企業對不同的行政執法部門開展檢查的情況進行逐一評價，保證對聯合檢查也可以針對性地進行情況反應。
緊急情況也要先檢查后補碼
上觀智庫：推出檢查碼的背景是什么？
于曉瓊：減輕企業的負擔，讓企業能夠更好地集中精力，去做依法經營生產的事情。從我們了解的情況來看，企業反映檢查多、檢查頻次高，是每一次開座談會都會提及的問題，是不可以回避的問題。
趙勇：檢查碼的設計，首先體現了服務型政府，該檢查的要檢查到位，不該檢查的不能夠打擾企業。其次體現了智慧型政府，通過申碼、相互之間監督的數字化方式來形成一種智慧型的政府。剛才講的聯合檢查，這其實是更重要的，原來是各部門的檢查，次數很難去做一個統計。現在我可以聯合申碼來進行檢查，實際上背后體現的是整體型的政府。
最近的城市工作會議要求，要讓城市更宜居，發展得更有動力更有活力。我覺得這也是檢查碼設計的考量。
上觀智庫：趙教授說得非常好，不光是推動城市的數字化治理，也是希望企業能夠更好地發展。所以像您剛剛提到一些觸發式的檢查，我可以理解為：臨時的抽查或檢查，也要申請檢查碼？
于曉瓊：對，我們認為臨時的抽查、檢查也是可以事先有計劃做安排的，只不過時間未定而已。涉及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系統故障等臨時的、突發的、緊急的情況下，行政執法人員可以先檢查后補碼，但是也要申請檢查碼。所以說，涉企現場檢查，是全量納入檢查碼的范疇。
趙勇：在一定意義上，你要納入檢查碼的，全量納入。另外，將來的趨勢是，沒有碼，企業也可以拒絕檢查，你必須先有碼，或者是后續來補碼，有碼你才能檢查，沒有碼你不能隨意地去對某一個企業進行檢查。
當然目前還沒有完全進行設計和安排，因為這里面還牽涉到統籌、安全等問題，但這是非常重要的趨勢。
推行以來“減頻次”效應明顯
上觀智庫：剛剛趙教授提到了數量的問題。我想問一下于曉瓊處長，從數據來看的話，對比同期，目前檢查的數量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執法的力度大概是一個什么樣子的？
于曉瓊：基于現在的情況，聯合檢查已經開展了2000多次了，對比同期來說，最起碼2000多次的檢查肯定是已經減少了。下一步隨著聯合檢查碼的大量運用，“減頻次”的效應肯定會比較明顯地體現出來。
上觀智庫：對于一些食品或者是餐飲機構，老百姓會不會擔心檢查減少了、風險會增加？這種顧慮可以怎么樣去消除呢？
于曉瓊：餐飲這塊的顧慮，大家可以不必要有，上海在餐飲業的監管方面還是比較嚴格的。我們也大力推進非現場監管的手段。之前商務委等10個部門專門印發了《關于促進本市餐飲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這個措施里面就明確了互聯網加“明廚亮灶”，通過攝像頭輔以人臉識別、行為識別、移動偵測、高速度傳感等功能，發現問題及時地推送監管人員。
趙勇：上海一直在做的“互聯網加政務服務”，那是一網通辦。另外一個是“互聯網加治理”，那是一網統管。現在這個探索實際上就是“互聯網加監管”，背后有數據，有互聯網，可以不一定到現場執法，也可以檢查。比如通過明廚亮灶的這種形式，不去現場也可以看到相關情況、獲得相關數據，對企業的干擾盡量降到最低。
將來還要進一步做的，就是“信用加監管”。有信用的企業就少檢查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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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要完成檢查對象的分類清單
上觀智庫：趙教授說的“信用+監管”模式，現在進展到哪一步了？
于曉瓊：目前還在推進過程中。我們設定了兩個清單，一個是無感監管的檢查對象清單，還有一個是無事不擾的檢查事項清單。這兩個清單在制定過程中，我們在推動各行政執法部門盡快對接相關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務中心，構建本領域的評價模型，盡快完成對檢查對象的分級分類。
這兩個清單不是一成不變的，會根據實際情況不斷調整和完善。納入到這兩個清單里面的檢查事項和檢查對象，如果沒有觸發式的原因，就不再開展現場檢查了。
趙勇：這樣的方式能夠把資源集中在更有效的地方。我們想想，如果一個信用很高的企業總是去被檢查，它內心的那種糾結感也很強。對這種信用度比較高的企業，再加上它有承諾，對它的檢查頻度可以低一些。對于另外一些企業，檢查頻度就必須要高一些。要讓所有的市民能感覺到，城市是安全的城市，這也是比較重要的。這個度的把握是比較難的。這就是管理的難度，本質上是一個平衡的問題。
于曉瓊：所以這項工作是在不斷地摸索過程中。什么是最合適的、哪些最合理、哪些最恰當，也是在不斷地探索和實踐當中，不可能一蹴而就，這有一個過程。
趙勇：今天做這個節目比較有意思，有意思在哪？今年其實就是檢查碼的“元年”。如果過兩年再來看我們討論的這些目標，就可以看到檢查碼是否達到了預期。通過檢查碼，一方面是讓企業有活力，另一方面讓政府監管更精準。同時，政府內部這種相互的監督也可以形成，這個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上觀智庫：平衡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不同的部門，檢查的目標和監管的方面也不一樣，這中間怎么去做一個調和？
于曉瓊：如果某部門的檢查是屬于綜合監管一件事的、就是我們現在列出的91個綜合監管場景里面的，那它要牽頭、要發起，發起以后去跟相關的部門溝通，參與到聯合檢查里面去。這個我們是要求必須要開展跨部門聯合檢查的，因為監管是綜合性的，那檢查也應該進行聯合，這是個場景化的打造。
其次，也要基于實際情況。如果檢查有特殊性、專業性，或者是沒辦法有時間跟其他部門進行聯合的話，該開展還是要開展，也不是一刀切，還是基于實際情況來看待。但是，我們要求相關部門在整個申請過程當中填報充分的理由。
要讓群眾受用、企業愛用
上觀智庫：國外有沒有類似的這種檢查碼的做法，或者國外的涉企檢查一般是怎么做的？
趙勇：“互聯網加監管”在國外沒有發展到中國這種程度，為什么？第一，國外的產業業態，沒有發展到像我們這么復雜。這種差異化的服務，其實難度是比較高的。
當然，還有一點，很多國家沒有我們這樣的力度，來推進跨部門的數據共享。因為這個檢查碼必須要做跨部門的數據共享，它不僅僅有司法局的，還有市場監管局，還有比如說消防等相關部門。當然打通的難度也就在這里。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探索，用賦碼的形式，來讓執法行為更規范、更精準。其實，檢查碼是要讓上海這座城市的執法更有精度，同時更有溫度。
上觀智庫：最后，我想請兩位嘉賓展望一下未來。您覺得未來檢查碼可以發展成什么樣？
于曉瓊：其實先不談未來，我們是一步步在走這個過程的，也希望每一步都走得比較扎實，對未來有很好的支撐。我們下一步也是考慮通過檢查碼的應用，來加快系統的升級迭代，讓檢查碼的使用更便捷、體驗度更好，能滿足企業、執法部門的不同需求。
特別在跨部門聯合檢查碼的應用過程當中，目前聯合檢查碼雖然上線了，但是它的功能還有待進一步的完善。我們爭取要讓它更加便利、更好地撮合不同部門的聯合，能夠減少不必要的檢查頻次。
趙勇：于處講的這個是目標。我覺得三句話：執法人員覺得它是管用的，最后群眾覺得是受用的，企業覺得是愛用的。從這三個主體來講，大家都覺得滿意度比較高。
所以現在首先努力的，是讓執法隊伍都愛用這個，而且企業覺得是受用的，群眾的獲得感也很強，這個其實是一個不斷平衡的過程。
我想今天上海的一些改革就是示范引領、龍頭帶動。相關改革出來以后，在上海先行先試再復制到更多的地方帶動城市治理的現代化。或許將來，我們在其他城市也會看到檢查碼或類似的做法，通過城市治理現代化帶動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實習生朱蕊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