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7日的日本報紙報道了一場殺人比賽：兩個日本鬼子竟在比“誰能在完全占領南京前，最先以單刀殺死100個中國人”。
歷史課本曾提及這段臭名昭著的日寇罪行，并配有二人氣定神閑的照片。
上，歷史資料圖片；下，電影劇照
在日本戰敗投降后的80年，在此二戰犯被槍決后的77年，電影《南京照相館》，從“照相”的角度，再現了“南京大屠殺”的日軍暴行和七個中國百姓為保存日軍罪證所付出的慘烈代價。
該片豆瓣評分8.6分，暫居年度第一；票房預測從開始的10億元，已飛升至32億元，這是繼春節檔后姍姍來遲的影壇奇跡。
只因這是一部“我們都應該去看看”的電影，正如我們都應該去了解且決不能遺忘那段歷史（以下文字有劇透，但那些罪行，舉世皆知）。
壹
近年來少有的戰爭片杰作
從《孤注一擲》到《南京照相館》，很難想象，申奧導演的進步如此神速。
前者有巧借題材優勢和社會話題鉆營之嫌，后者則是一部無比真誠又極度克制，堪稱近年來少有之杰作的戰爭片。
杰作標準有三。
其一，面對戰爭的態度。
抗日是我們趟過來的血路。必須拍，但不能朝“神劇”方向拍。
像手撕鬼子、褲襠藏雷、飛刀殺敵，一桶油炸掉飛機場，槍林彈雨中毫發無傷，騎自行車力壓機械部隊……凡此種種，以無限貶低敵軍的方式來描寫戰爭，都是對抗日烈士的不敬和對那段歷史的娛樂“消費”。
《敵后便衣隊》劇照
《南京照相館》是一部忠于歷史，不作矯飾，沒有神話自己和貶低敵人的戰爭片。
日軍罄竹難書的罪行，守城軍的潰逃與怯弱，普通百姓的絕望與屠刀下的血跡，皆毫不遮掩又不濫情地呈現在銀幕上。
為日軍攝影師洗照片以茍存性命的主角團們，亦無任何光環，他們紛紛死于子彈、奸殺、刺刀，最終僅幸存一個女人和一名幼嬰。
其二，書寫戰爭的角度。
戰爭牽涉甚廣，力求全景描繪，幾無可能。特別是商業片，其創作框架和有限時長，要求主創必須以一個巧妙的敘事角度，帶領觀眾見識戰爭的深淵。
《拯救大兵瑞恩》以八人小分隊尋找一個士兵的征途為切口，《血戰鋼鋸嶺》以拒絕持槍的軍醫在戰場的選擇為視角，《1917》以兩個奉命往前線送信的士兵為基點。
優秀的戰爭片往往如此，以一葉落，見天下秋。
《南京照相館》的那片“葉子”便是照片，全片就圍繞拍、洗、送照片展開。
拍照片是日軍的行為。他們需要攝影師，記錄所謂的勝利，以及將侵略美化為“和平占領”。洗照片是在屠刀威脅下，百姓不得不配合日軍的自救行為。送照片則是主角們決心將底片記錄的慘絕人寰的屠殺真相，送出南京，揭露日軍罪行。
照片即記錄；他們要毀滅記錄，因為他們害怕罪行曝光；我們要保護記錄，因為保護，就是對罪惡的反抗。
一個很小的視角，卻深刻地展示了繁華都城如何淪為人間煉獄，美好生活如何被戰爭摧毀，普通市民又曾遭遇何等痛苦。
其三，對日軍的塑造。
抗日戰爭片，塑造中國人要比日軍容易一些。
因為我們是正義的，受壓迫的，面臨死亡威脅的，不論悲慘、顫栗、絕望、死亡和反抗，主創都能夠共情和想象。
但如何寫日軍，這是個難題。
像陸川導演的《南京！南京！》，以日本兵為視角，觀看戰爭對人的毀滅和剝奪，就曾引起諸多爭議；像張藝謀導演的《金陵十三釵》，日軍只是殘忍、血腥、貪婪、冷漠的代表，似乎也缺乏對反派的深刻洞察。
申奧則特別巧妙地塑造了一個日軍攝影師。
起初，他不敢殺戰俘，對待照相館學徒阿昌（劉昊然 飾），留有人情和余地。隨著燒殺劫掠奸不斷發生，他也開始不把中國人當人，哪怕嬰兒被當面摜死，也只是嫌棄血跡耽誤了他拍照。最后，他的臉被毀容，面目全非，淪為一頭兇獸，不顧一切地刺穿阿昌的心臟。
戰爭片的唯一合理性目的，應是反戰。展示戰爭的殘忍，是一種反戰，但還不夠；要拍出戰爭對人的異化，戰爭如何將人變成喪盡天良的魔鬼和可憐無助的羔羊，才是更高級、更令人沉思的反戰。
《南京照相館》做到了。
貳
兩個照見殘忍現實的“遺憾”
這不是一部在情節設計上完美的電影。它有兩個戲劇上的“不足”，或許會讓人感到“遺憾”。
其一，“漢奸”翻譯官王廣海（王傳君 飾）游走在日軍和照相館之間。為了老婆、孩子和情人林毓秀（高葉 飾）的出城通行證，他卑躬屈膝，阿諛奉承。他讓妻兒幫日本人洗衣服，教他們用日語說“中日親善”，以此作保命符。
某天，日軍驅趕數百上千國人到江邊，進行屠殺。機關槍響，王廣海背過身去，堵住了耳朵。他不知道，那烏泱泱的尸體中，就躺著他的妻子和兒子。
按照一般的編劇法則，后面他會發現妻兒已死，崩潰無助，并決心復仇，至少對日軍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和妥協。
結果影片沒有這樣的情節。
他的結局是，為阻止日軍強奸其情人，腦袋挨了一顆子彈，當場斃命。至死，都不知道他的妻兒已成為被屠殺的三十多萬同胞中的一份子。
另一處，與之類似。
劉昊然飾演的阿昌替日軍攝影師洗照片有功，為他和假扮他妻子的林毓秀，賺來兩張通行證。照相館的幸存者們決定抽簽，中簽者持證離開南京。最后，選中照相館老板的太太和女兒。兩人來到城關，亮出通行證后，突然被守關日軍攔下奸殺。原來，日軍攝影師早就想殺阿昌夫婦，因為他們看見了膠卷記錄的罪行。但攝影師不想親自動手，遂以通行證為由，欲借刀殺人。
不是命運在作弄人，而是悲劇的始作俑者——日軍戰犯，肆意地貶低國人的尊嚴，蹂躪國人的生命，將困在南京城里的蕓蕓眾生，視作隨時可以戲弄、捏死的螞蟻。
按通俗的商業片規律，照相館老板（王驍 飾）理應在某一時刻，知道妻女的遭遇，并不計代價地報復仇人。
結果影片仍然沒有這樣的情節。
老板和林毓秀帶著最后的通行證出關，為保護女人、孩子，他放棄出關，與日軍糾纏，最終被打死。至死，他都以為妻女已逃出這座地獄。
這兩個情節，涉及到“漢奸”及其家人被當作狗一樣踐踏的命運，女演員不可言說之痛和她的大義，為了朋友家人甘愿舍命的學徒和軍人，還有曾拍攝過無數張幸福的全家福，又眼見這幸福被日軍無情摧毀的照相館一家。這些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足以反映出南京大屠殺的慘烈與難民的絕望。
從電影的情節設置上來分析，觀眾的觀影期待落空當然是一種“遺憾”。但轉念一想，或許戲劇的“遺憾”比“圓滿”更真實，更觸動人心，也更尊重歷史。
因為彼時彼地，前一秒握有逃命的船票的人，下一秒便可能是江上浮尸；前一秒以為能茍活下去，下一秒就可能被坦克、炮彈、子彈、刺刀和病菌，給無情地絞殺。
那是1937年12月的南京，沒人能來得及告別，更沒有戲劇上的復仇。
導演的反商業、邏輯斷裂之處，恰恰撕開了戲劇的假面。戰爭容不下理想的起承轉合，它只有生死無常；屠殺容不下昂揚的英雄覺醒，它只有荒冢白骨。
尤為殘忍的是，當時的同胞，活著的唯一可能是屈膝，是下跪，是卑微地乞求敵人心慈手軟，乞求他們的一念之善。
可王廣海一家屈身獻媚，換不了寬赦；照相館一家藏身地下，亦難免厄運；他們如同無數南京的普通家庭，根本等不到所謂的“善”。因為那些以殘殺取樂、夸耀戰功的戰犯，早就剝蝕了人性，淪為了徹頭徹尾的禽獸。
叁
一段永遠“拍不完”的歷史
《南京照相館》是一部商業戰爭片不假，縱有“京字第一號罪證”相冊的真實事件為故事原型，也難免要適度改編。
但倘若你以為那些令人椎心泣血的畫面，是虛構式的放大，那就大錯特錯了；影片的“虛構”，皆有來處，甚至只是悲慘歷史的冰山一角。
片中有一幕，日軍攝影師劃船渡江，感慨血色江水，當配上彩色膠卷，方有美照傳世。
歷史上真有一名日本攝影記者河野公輝，他看到南京城外有個池塘，“看上去就像一片血海——色彩絢麗、凄艷絕倫。如果我有彩色膠卷就好了……那將是一張多么震懾人心的照片啊！”
先輩數以萬計的淋漓鮮血，竟是他人眼中一張風景照的理想背景！
片中沿江處決中國戰俘和平民，所憑武器是機關槍和刺刀。而現實是，據日本隨軍記者小俁行男所寫，“第一排先被砍頭，第二排國人被迫將這些無頭尸體投入江中，然后他們自己也人頭落地。”這種屠殺方式，從早到晚，只能殺2000人，日軍嫌效率太低，這才改用機關槍掃射。
片中有日本軍官命令下屬練習砍殺、刺死俘虜的場景。事實上，日軍殘忍得多，張純如曾寫到一個日本老兵永富角戶的回憶。
他說，他們拉著一群俘虜行路，兩側是上萬被屠殺者的尸堆，野狗正在啃食尸體。下車后，一名軍官拔刀出鞘，在上面吐唾沫，然后揮刀，砍下一個中國男孩的頭。軍官建議他將這顆頭帶回家做紀念品，“我記得當我從他手中接過軍刀開始殺人時，我自豪地笑著。”
這個男孩年齡不詳。但另一位日本老兵東史郎在日記中提及，那群俘虜，那群他眼里的“愚昧的奴隸”“愚昧的綿羊”“地上爬行的螞蟻”中的部分人，“還只是十二三歲的小男孩”。
還有慰安婦，申奧導演的鏡頭極度克制，沒有張藝謀導演稍作遮擋的奸殺畫面，沒有陸川導演冰冷直白的性暴力場景，他只是用驚懼的女性嘶吼、日軍惡心又骯臟的嘴臉和一個被拖走、被撕扯以致于精神崩潰的女性，來控訴戰犯的暴行。
而這種暴行，仍是一個“碎片”。
日軍從亞洲各地拐來8萬到20萬名婦女，安置在臟污至極的慰安所。“不計其數的慰安婦（日本人稱她們為‘公共廁所’）在得知自己的命運后自殺身亡，還有些人要么死于疾病，要么被日軍殺死。”至于那些活下來的婦女，承受的是終生的恥辱、疾病和痛苦。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南京照相館》僅為那段至暗至痛、至悲至憤的歷史的一段引言，一個篇章，一次回憶；對于這段人類史上空前的血腥獸行，每一代導演都有自己的作品，去記錄，去警醒。
慶幸的是我們這一代有申奧導演，有《南京照相館》，有這樣一部勇氣與真誠之作。它的最終票房理應更高，高到每一個中國人、日本人乃至全世界，都記住“南京大屠殺”，都記住人應當是人，而不能因任何目的、利益、欲望而墮落為獸。
文/李瑞峰? 編輯 蘇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