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新干線
初出國門
1985年11月17日，我第一次走出國門，出訪的國家是日本。第一次出國的尷尬經歷，雖然已經過去24年之久，至今仍舊歷歷在目，刻骨銘心。
1985年的中國，改革開放雖然已經走過七年的歷程，但是我們的國力仍然不夠強大，我們的國民收入仍然談不上富裕，所以我的第一次出國也就難免尷尬的局面。那時候的觀念，出國訪問是一件大事，在國內你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但到了國外，你就代表了中國的國家形象，你不能給國家丟人。所以在出國之前，我們都很“奢侈”地購買了一身西服和一個旅行皮箱。那時候的工資很低，每月只有70多元，假如不是為了出國，恐怕我們舍不得去買這些“昂貴”的東西。1985年11月17日上午，我們一行6人從位于北京景山西街的山西省駐京辦事處出發，乘坐兩輛小轎車向首都機場駛去。這兩輛小轎車，一輛是耗油量極大的紅旗牌轎車，八十年代之前專供中央領導乘坐，如今被淘汰下來，淪落到我們這些普通干部也能乘坐的地步。還有一輛是上海牌小轎車，如今早已絕版，八十年代專供地師級廳局級干部乘坐。兩輛小轎車一前一后提前出發，怕的就是在半路上突然發生故障以致影響我們登機。那天上午我們的運氣還不錯，兩輛小轎車哼哼嘰嘰的走走停停，居然沒有半路拋錨。到了首都機場，我們一行6人穿著嶄新的西服革履，提著一模一樣的旅行皮箱，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一樣。我們一行6人都是第一次乘坐國際航班，第一次懷揣著出國護照進行邊境安全檢察，別人的心情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夠緊張的，護照蓋了章之后差一點忘了拿回來。
1985年的首都機場，各種設施也比較落后，例如不能從候機廳直接登機，還要從候機廳乘接送車開到飛機的舷梯旁再登機。我們乘坐的飛機是波音747，機身有三層樓那么高，這么龐大的飛機如何才能飛起來？這讓我感到很震驚。我們系好安全帶之后，飛機開始滑行，然后逐漸升空，首都機場的建筑看不見了，北京市區的建筑也看不見了，我們的身邊圍繞著一朵又一朵的白云，再后來，我們又飛到白云的上面，周圍只剩下碧藍如洗的天空了。過了一個多小時，飛機開始盤旋下降，難道下面就是日本東京的成田機場？正在心里面懷疑著，飛機上的廣播響了，說是上海的虹橋機場到了，讓我們下飛機在虹橋機場的候機室里等待，千萬不要擅自離開。我就納悶了，從北京到東京，為什么非要到上海來繞個彎子呢？有人解釋說，我國和韓國沒有建交，不能飛越韓國的領空，所以只能在上海這里拐個彎兒再飛東京。又有人解釋說，飛機在北京沒有載滿乘客，所以要到上海再拉一些乘客才行。我也不知他們誰說的對，只能像個囚犯一樣地被關在虹橋機場的候機室里哪兒也不能去。
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又讓我們再次登機。再次登機的時候，初次登機的新鮮感沒有了，大家的情緒都不太好。有一個年長的老者被折騰得累了，發出了呼嚕呼嚕的鼾聲，旁邊的乘客不滿意了，大聲地指責打呼嚕的老者，老者自然不買賬，兩個人就爭吵了起來。幸虧這時空姐送來了航空快餐，大家也都餓了，誰也顧不上去爭吵了。吃過了快餐，我不經意地朝舷窗外一看，發現下面是一片碧藍的大海，藍得好像一面巨大的一塵不染的鏡子。鏡子上面有幾條細細的線爬在那里似動不動，那是什么呢？旁邊的人告訴我說，那是行駛在大海里的萬噸巨輪。我想，碧藍的大海里一定是波濤洶涌的，而萬噸巨輪這時也一定正在破浪前行著，但是從飛機上看下去，怎么就變成了一動也不動的鏡面和細線呢？沒有想出個所以然來，卻昏昏然地睡去了。再次醒過來時，已經是日本東京的成田機場上空。下了飛機，取了行李。走出成田機場的時候，有個同機的中國乘客憤怒地說道：“下次再也不坐中國航空的飛機了！”正在詫異我們的同胞為什么這么不愛國時，我們被告知，我們所乘坐的航班晚點了兩個多小時，在機場外面迎接我們的日本朋友當中，有一位年輕的小姐餓的幾乎暈了過去。我問隨團的翻譯：“她就不能在機場買點吃的？”翻譯告訴我：“她擔心自己買食品時我們正好下飛機，一步也沒敢離開。”心里好感動，同時也有些尷尬。
我們一行6人當晚的住所在埼玉縣浦和市的有朋會館，距離相當遙遠，先在成田機場乘輕軌電車到達浦和市區，然后又換乘出租汽車到達有朋會館。有朋會館是一座日本和式建筑，臥室內沒有床，只有木地板鋪就的地鋪，要鋪厚厚的褥子和蓋厚厚的被子，別有一番異國情趣。安排好房間之后，有朋會館的服務生給我送來一個果籃和一封信。信是我的日本同學藤井雪雄寫的，信中寫道：“我在會館迎候多時，因為時間太晚，不能再等候下去了，敬請諒解。送上果籃一個，聊解旅途困頓并表歡迎之意，改日我們再聯系。”藤井雪雄是我在山西大學讀書時的同學，1983年他到我們班里插班學習漢語言文學，成為我的好友。這次能到日本參觀訪問，全仗他和他的母親鼎力相助。因為埼玉縣和山西省結為友好省縣，他的母親又正好在埼玉縣外事課工作，所以才能促成這次的文化交流活動。日本的行政結構分為國、縣、市町村三級，縣相當于我國的省，所以埼玉縣的行政地位和山西省是相等的。具體到埼玉縣的地理位置，它是東京都的外圍郊區，縣政府所在地浦和市距東京僅24公里，擔任著首都生活圈供應站的任務。按照事先協商好的日程，11月18日我們先后拜會了埼玉縣知事（相當于我國的省長）、埼玉縣教育長（相當于省教育廳長）并參觀了須原屋書店，下午又與埼玉縣文化團體聯合會的成員舉行了會談，晚上參加了縣政府舉辦的歡迎宴會。歡迎宴會之后，藤井雪雄的母親藤井靜子又邀請我們到一家酒館喝酒，她解釋說，她是代表她兒子宴請我們。與縣里舉辦的歡迎宴會不同，到灑館喝酒完全是私人聚會，大家可以毫無拘束暢所欲言。另外，日本的男人們在下班之后，都習慣到酒館里面喝酒，而且是一家又一家地挨著喝，直到喝醉為止。藤井靜子說，你們都是作家，借此可以體驗一下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藤井母子的深情厚誼讓我們很受感動。然而在酒館里，我又遇到了一次難忘的尷尬。
日本的酒館，通常都有女招待陪侍，我們去了，她們也陪著我們，給我們倒酒，陪我們說話什么的。1985年的中國，熱播一部日本電視劇《排球女將》，我以為在中國熱播的，日本人肯定更為熟悉，問詢之后，女招待竟回答說，她沒有聽說過這部電視劇。看女招待的表情，也不像說謊的樣子，我不僅愕然。過了一會兒，有當地的日本男人進來喝酒，女招待就不再招待我們了，而是坐在日本男人的大腿上嬉戲調笑。當年的我們哪里見過這樣的陣勢，大家都坐不住了，互相商量著要走人，藤井靜子急了，很嚴肅地告誡我們，千萬不要前去干涉他們，否則就會惹來麻煩。另外，攪了酒館的生意，酒館老板也會不高興。這家酒館的老板去過我們的省會太原市，對我們很熱情，見我們來了，還特地為我們準備了山西省的名酒竹葉青和老白汾。然而，面對“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我們怎能視而不見呢？于是，我們就以時間太晚為理由，婉轉拒絕了酒館老板的熱情挽留。盡管當時當地的我們覺悟如此之高，思想如此之純潔，但是回到國內依然受到某些人的指責，說我們壓根就不該去什么酒館。當然，回國后的麻煩還不止這些，限于篇幅，此處暫且按下不表。接下來的日程，我們又參觀了縣立近代美術館、縣立博物館和市立川越圖書館等文化單位并與有關人員進行了座談。11月20日，我們下榻縣立加須青年之家，零距離地考察了埼玉縣的教育體系。
日本的學制和我國一樣，也是小學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學4年。小學和初中為法定的義務教育，入學率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但是日本的教育體系不僅包括在校教育，還包括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所有這些都歸教育部門主管。我們入住的縣立加須青年之家，也是縣教育部門主管的下屬單位，所有的初中學生在畢業之前，都要在這個青年之家集體生活半個月以上。他們在這個青年之家學習美術和音樂，學習插花和茶道，還要學習家務活兒，例如洗衣疊被做飯擦地板等等。總之，他們的教育目的是要把學生培養成為有文化素質又有獨立生活能力的勞動者。在加須青年之家，為我們提供服務的都是在校的初中生，例如清潔臥室和餐廳招待等等。每個學生和我們相遇，都會向我們鞠躬問候，而令我們感到尷尬的是，我們都不知道該如何來應對他們的問候，只能是點頭微笑而已。有一個長得很可愛的日本男孩子見我不會說日語，便試圖用英語和我交談，但我早年學過的英語也忘得一干二凈，只能說一些“你今年多大了？”“你叫什么名字？”之類的話，根本無法進行更深入的交流。離開了翻譯的陪伴，我們是有眼認不了字，有口說不出話，那種狀況確實讓人非常尷尬。
在埼玉縣訪問期間，我們遇到的尷尬其實并不算很多，因為一切費用都由埼玉縣負擔，而且還有專人陪同接待，什么事情都不用我們操心。11月21日上午，埼玉縣派車把我們送到東京的中國駐日大使館，大使夫人代表大使接見我們之后，我們就由東京的一家旅行社接管了。旅行社的日本導游把我們安排到一家飯店住下之后，我請日本導游幫我辦一件事情，導游感到很為難，我也感到很尷尬。來日本之前，有個同事的松夏牌錄音機的電容器壞了，在國內無法修理，他希望我把這個壞了的電容器帶到東京照著原樣再買一個。當時我覺得這并不是個難辦的事情，于是就毫不遲疑地答應了。但是當我請求日本導游幫我把這個事情辦一下的時候，日本導游對我說：“我很愿意幫你這個忙，但是恐怕很難辦成。”我問他為什么，他說電子產品更新換代很快，像這樣的電容器，恐怕日本早已不再生產了。我以為他不肯幫忙，立即拿出一瓶從國內帶來的汾酒送給他，并且再三地提醒他說，我不會讓他白幫忙的。日本導游堅決地拒絕了我的禮品，并且當著我的面給松夏公司客服部打了電話，經過一番交涉，最后的結果還是：此種型號的電容器，松夏公司早已不再生產。既然如此，這件事也就到此為止了。盡管事情沒有辦成，但導游還是盡了力幫了忙的，因此我還是堅持要把那瓶汾酒送給導游。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日本導游非但不收，反而婉轉地提醒我，如果他收下這瓶酒，那就如同受賄一般。導游的話讓我非常尷尬，假若他是受賄，那我豈不成了行賄？除此之外日本導游的另一句話也讓我很尷尬，他說，在日本，像錄音機這樣的小家電，假如壞了零件，一般都是不修理的，通常的情況都是再買一臺，因為修理的費用有時要比再買一臺還貴。言外之意是，像我這樣遠涉重洋不遠萬里地帶著一個壞電容器來東京修理的人，實在罕見。唉，國情不同，思維不同，尷尬人偏遇尷尬事呀！
來到東京的第二天早晨，我們到飯店的餐廳去吃自助餐。在國內的時候，我們從未吃過自助餐，1985年的中國，我不知道別的地方有沒有自助餐，反正我們山西省沒有。當我們得知進了餐廳之后可以隨便吃的時候，我們都感到很驚訝，面對著琳瑯滿目的食品和飲料，我們一時有些手足無措。這個想嘗一下，那個也想嘗一下，不知不覺就裝滿了盤子；一盤不夠吃，再來一盤子，結果往往就是吃不下去了，就給人家剩到盤子里面了。飯店的服務生把我們的隨團翻譯叫到一邊，嘰哩呱啦地說了一通，說得我們的翻譯滿臉通紅。我們問翻譯到底怎么一回事兒，翻譯說，吃多少都是可以的，但不許剩在盤子里面。我們說，誰也不想剩下呀，問題是實在吃不下去了。翻譯說，吃不下可以少拿一些，不要一下拿那么多，好像從沒吃飽過一樣。啊，話說得這么難聽，我們在省里面也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怎么一下子變成個餓死鬼啦？不行，這也太傷我們的自尊了，得找那個服務生理論理論，既然不許剩飯，為什么不早說呢？翻譯說，算了吧，我已經解釋過了，第一次吃自助餐不懂得規矩，下次就不會這樣了。吃過早飯去逛商場，東京銀座的大商場，一進商場的大門，售貨員小姐遠遠地就朝著你微笑，又是鞠躬又是往你手里塞廣告，態度實在殷勤。走到一個柜臺前面，一個售貨員小姐也是遠遠地朝我們微笑，但奇怪的是，她旁邊的一位同事對她說了一句什么，她立即拉下臉來，扭過頭再不看我們一眼。我問翻譯怎么了，翻譯的臉氣得刷白，他告訴我們：“旁邊那個售貨員對朝著我們笑的售貨員說，不要理他們，他們一看就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你對他們再笑也沒有用，他們沒有錢，不會買你任何一件商品！”啊，這也太小看人了，我們不是沒有錢，而是沒有日元呀！出國之前，我們曾想用人民幣換一些日元，可是中國人民銀行不換給我們。我們出國的費用都在省外辦開給我們的旅行支票里面，每天的食宿費是多少交通費是多少，都有嚴格的標準，回國之后根據當地的發票實報實銷。省外辦的會計特別囑咐我：“一定要記住開發票，否則回來之后沒法報銷。”于是我就牢牢地記住了一個日語單詞：遼休休。乘坐出租汽車，我對司機說：“遼休休。”司機給我一張出租車票。吃飯的時候，我對服務生說：“遼休休。”服務生給我送過來一張就餐發票。乘坐地鐵的時候，我傻眼了。地鐵車票是循環使用的電子車票，進站時把車票往檢票口一塞，門開了，你走了進去，然后再把車票取回來；但是出站時不行，你把車票往檢票口一塞，門開了，你可以走出去，可那車票你取不回來了，檢票的機器自動把車票給收了回去，你怎么能要回來呢？機器它不懂人話呀，你就是對它說日語也不行，它可不管你回國報銷的規定。回國報銷有嚴格的規定，什么可以報，什么不可以報，那是鐵板上釘鐵釘，硬碰硬的。也給你一點兒零花錢，少得可憐，只能買個一次性的打火機或一包香煙之類的小玩意兒。又不能怪罪我們國家的規定，1985年的中國，外匯存底本來就不多，當務之急是購買外國的先進技術和設備，哪能給你太多的零花錢呢？能給你報銷個旅差費就不錯了。唉，一分錢逼倒英雄漢，小看就小看吧，誰叫你沒有日元呢？偏偏我們的翻譯不信這個邪，他也不知從哪里搞到的日元，不爭包子爭口氣，非要那個小看人的日本售貨員給他拿一個最新款的玩具，單價好像是8000日元，折合人民幣571元左右。不過買回來之后他又后悔了，為爭一口氣，賣掉家中十畝地，不值得呀！過了一天，他一個人又悄悄地跑到那家商場把貨退掉了。你說這事叫人尷尬不尷尬？
在東京訪問期間，我的日本同學藤井雪雄到我下榻的飯店來看望我，他當時在三菱商事株式會社工作，過幾天要到北京出差。因為昨天在銀座的大商場受到那個日本女售貨員的刺激，我就想，藤井雪雄去北京出差，到了北京他要用日元去換人民幣，既然如此，為什么不可以讓他在東京把日元換給我呢？一元人民幣換十四日元，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匯率，誰也不虧誰，于他方便于我也方便，何樂而不為呢？我把這個想法對他一說，他很高興地答應了。我就把隨身攜帶的2000元人民幣給了他，他也當下就把28000日元換給了我。包里有了日元，我的腰也粗了底氣也足了，立刻到商店買了一臺夏普牌的雙卡錄音機。這臺錄音機制作特別精巧，一左一右兩個音箱可以拆卸組裝，中間的主機帶有兩個卡口，可以同時錄音和放音，而且還有收聽廣播的立體聲功能和預約計時功能。價格也不貴，才一萬多日元，折合人民幣一千多元。最關鍵的是，這個型號的錄音機當時屬于最新款，在我們國內很難買到。買下這臺錄音機之后，還剩下一萬多日元，我就換給了其他幾位同伴，有錢大家花，讓他們也買點兒小禮物回國后送給親朋好友。不管怎么樣，你總是出了一回國，總不能空著手去見江東父老呀。同團出國的6個人，除了翻譯沒有給，其他幾個人我都給分了一些，因為我知道，那個省外辦派來的翻譯自己有日元，否則他就不會打腫臉充胖子去買那個8000元的玩具。盡管他后來又把貨退了，但那只能說明他的日元不多而已。然而，讓我沒有想到的是，我與藤井雪雄兌換的這28000日元，回國之后也成了一件令我十分尷尬的事情。回去之后，有關部門找到我，對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因為根據有關的規定，個人之間是不允許私下兌換外幣的，即便是同學也不行。
24年過去，我也是即將退休的人了，但我一想起這些事就如鯁在喉。我并不想為我當年的行為去做什么辯解，我只是非常遺憾地想到，假如 1985年的中國能夠像2009年的中國那樣強大和富裕，我們還會在出國訪問時發生那么多的尷尬事情嗎？2009 年的中國，不僅雙卡錄音機早已淘汰，就連19英寸的電視機也沒人要了，我還會跑到外國去買它們嗎？再說兌換外幣的事情，現在只要你有這個需要，中國銀行的柜臺都可以給你方便辦理，我還用得著去找同學兌換嗎？尷尬的年代，難免會發生一些令人尷尬的事情，尷尬得我們難以啟齒。還是鄧小平同志說得好，發展才是硬道理，只有改革開放，中國才會有前途。2009年，是新中國建國60周年，我們成功地舉辦了北京奧運會，我們成功地發射了神州7號宇宙飛船，我們能自由地出國旅游、經商和留學，自由地兌換外幣甚至用外匯去買賣外國的股票。國外的旅行社紛紛來到我們這里，千方百計吸引我們到他們的國家去旅游去花錢。退休之后我和妻子自費出國旅游，先后去了美國、俄羅斯、法國、德國、意大利、奧地利、捷克、瑞士、印尼、泰國和阿聯酋等十幾個國家，再也沒有發生過以上的尷尬，因為中國旅游者的消費能力早已蜚聲海外。讓我們衷心地祝愿，曾經的尷尬就讓它隨風而去吧！今后的尷尬也讓它不再發生，無論走到哪個國家，我們都將有能力保證我們的自尊并受到對方應有的回敬。
（本文寫于2009年10月）
?
（上圖是作者和老作家李逸民在東京的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