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麗媛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Vista看天下
偷偷舉起的攝像頭，正讓日常生活的信任變得脆弱。
近期，據《南方都市報》、光明網等多家媒體報道，一個名為“MaskPark樹洞論壇”的境外平臺涉嫌組織傳播違法色情信息，其中涉及大量偷拍視頻，引發公眾討論。
這不是公共領域內對偷拍的第一次討論。
每次討論中，偷拍者都被認為是“工作不順”“生活極度無聊”“沒素質”的存在，但實際上，他們卻可能是好爸爸、職場精英、班級里的乖學生……
無處不在的偷拍者究竟是什么形象？為什么有些看似老實本分的男性，也是偷拍的幕后黑手？
一份中國香港研究者對于50名偷拍者的訪談錄，或許能夠幫助我們找到癥結的根源。
唯有知道了問題如何發生，我們才更有可能，找到調轉船頭的舵把。
阿新從沒覺得“偷拍”這事有多嚴重。
他成長在中國香港一個小康之家，有一位十分愛自己的妻子，有一份穩定且喜歡的工作。阿新對自己要求很高，在工作中力爭上游，盡力爭取晉升的機會，遇到困難不愿與人說，因此積聚了不小壓力。
第一次嘗試偷拍后，他獲得了一種成功感，壓力重重的生活得到了調劑。與成功感相伴出現的，是一些罪惡感。但他很快說服了自己，“覺得沒傷害到別人”。
偷拍慢慢成為他解壓的習慣，直到在一次偷拍中被人發現，隨即被捕。
后來，他將自己的故事，發在了香港非政府機構“明愛朗天計劃”的官網上。“明愛朗天計劃”成立于2008年，其服務對象是性侵犯者或有過該想法的人。偷拍者，正逐漸成為其幫助的主要群體。
明愛朗天計劃官網上，部分偷拍者分享了自己的心路歷程
“他們的伴侶常常跟我說，他是好爸爸、好老公、好同事，在工作上名聲很好。”“明愛朗天計劃”主任彭鳳儀說。正是因著這句話，彭鳳儀更想去探究，這么好的人，為什么會去偷拍呢？
“明愛朗天計劃”成立初期，輔導個案以非禮個案為主，2015年后，偷拍個案數量超過了非禮個案，占比逐年增高，2022年，偷拍個案已占比87%。
說起偷拍者，大眾總會想象猥瑣、心理陰暗、變態的形象。但彭鳳儀他們的研究發現，偷拍者背景多元，外型也無什么特別種類可以歸納，只能簡單稱之為“可說是香港一般男性的寫照”。?
電視劇《無盡的盡頭》中，偷拍案的元兇之一是班級最老實的班長
相比于性快感，偷拍者更享受偷拍過程中的刺激感和滿足感，不少受訪者的偷拍行為已經成為了習慣。
成功偷拍到的影像，偷拍者大多只會自己觀看，并不會上傳，因為他們清楚，這是一件“不應該”“不光彩”“不會受正常人認同”的事。只是同時，娛樂雜志總愛刊發明星的走光照，網絡上存在著不少分享偷拍視頻的網站和群組，在整個社會對偷拍文化縱容下，他們又認為這是“很平常”“不嚴重”的“小事”。
來源：電視劇《無盡的盡頭》
更何況在他們的認知中，偷拍沒有“受害人”。
“我沒有觸碰到對方，如果她們不知道，就沒有傷害。”彭鳳儀常常聽到偷拍者這樣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很多人偷拍的本意并不是想傷害對方，也不清楚后果，“他們甚至覺得如果當時當事人發現了，道歉就能了斷這件事。”
他們根本不知道這個事情的嚴重性，直到聽到受害者的心聲。
香港地鐵上，一位女士壓抑著內心的恐懼和憤怒，強裝鎮定。她很確定自己被對面男士偷拍了。
各種念頭在頭腦中閃現：要不要直接走上去質問他？要不要向其他乘客求助？他們會覺得我小題大做嗎？萬一我弄錯了，他們會不會覺得我是一個很麻煩的人？
最終，她擔心引起注意，當做什么也沒有發生。任由自己的隱私，留在對方手機里。
小紅書上的求助帖
“這是很多受害者在公共場合遇到偷拍時非常典型的反應。”Jacey說。
Jacey是香港地區非政府機構“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的資深倡議主任。這一機構成立于1997年，致力于幫助遭受性暴力的女性。
相比于引人注目的偷拍新聞，更多偷拍，沉默著開始，沉默著結束。2020年，“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發布《影像性暴力經驗調查報告》，發現超過50%的受訪者從未向任何人求助或提及自己的經歷。
圖源網絡
就算選擇報案，事情也未必能有結果。在206名調查報告受訪者中，有51名選擇了報警求助，其中35人被警察拒絕落案，最普遍的原因是“證據不足”。
“證據不足”，并不代表偷拍沒有發生。Jacey說，對公共場所偷拍個案取證，本身就十分困難，只有在監控鏡頭拍到或及時抓住當事人的情況下，報案才能得到處理。
電視劇《無盡的盡頭》劇照
一些尋求“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幫助的女性反映，當場報案，對方也可以馬上刪除照片，找不到相片就沒有證據，只能算了。還有一些人手機里的確有偷拍照片，但沒有拍到隱私部位，最后也會被認為“證據不足”，不了了之。
偷拍，常常被當做一件“小事”——不過是幾張照片、一瞬間的事情。但它并非小事，“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在工作中了解到，遭遇偷拍后，受害者們一直無法放下它帶來的恐懼感。
微博上部分網友的發言
她們會害怕回到事發場所，當那個場所是公共交通工具時，她原本的生活就會受到極大影響。
除了恐懼，受害者還會感到憤怒、被羞辱、價值受損。偷拍，漠視或否定了她們的“性自主權”——一個人能決定和控制在什么情況下、以何形式、向誰人展現自己的身體。
正是對受害者經歷的體察，“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一直將“偷拍”視為“性暴力”的一種。
2021年10月8日，香港《2021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生效，就窺淫、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發布源自上述兩項罪行的影像，以及未經同意發布或威脅發布私密影像訂立特定罪行。新訂的四項罪行最高刑罰為監禁5年。
“是不是你當時穿得太性感了？是不是你不小心，沒有察覺到附近？”
Jacey常常在香港聽到這樣的言論，當性暴力發生時，第一個矛頭總是指向受害者。如今，一樣的苛刻也發生在女性主張自己被偷拍時。
電視劇《無盡的盡頭》劇照
相機握在對方手里，女性本就難以百分百確定偷拍的發生，就算確定，取證也十分困難。Jacey認為，與其批評女性主張后發現“證據不足”，不如討論為什么女性在公共交通場所中有這么強的不安全感。
當女性總是被社會苛責時，受害者會覺得沒有人站在自己這邊，自己一個人要去對抗一整個世界，從而選擇沉默。
MTR港鐵宣傳片
事實上，除了偷拍者與受害者，還有一些很重要的參與者：警方、公共交通營運公司、旁邊的乘客。交通工具內是否釋放了禁止偷拍的訊息？地鐵站職員，是否可以及時出現？旁邊的乘客，是否了解如果發現偷拍該怎么做？
據Jacey介紹，港鐵上張貼了不少防范偷拍、鼓勵乘客舉報的海報，這樣的氛圍可以讓受害者覺得，公眾站在自己這一邊。在一個更具支持性的環境里，受害者才敢把自己的不安表達出來。
在受害女性被指控為壞女孩時，偷拍者也面臨著同樣困境——他們被認為是變態。彭鳳儀遇到過一名年輕男子，他在地鐵月臺偷拍女性裙底被抓，接案警察說：“有病就應該看醫生！”
彭鳳儀發現，社會看待性侵犯者的眼光很不同，會將他們的行為歸結為病，因此他們總帶著無形的危險。
不少偷拍者也接受了這種敘事。
電視劇《無盡的盡頭》劇照
研究報告《偷拍，偷走了什么》發現，受訪者會用“走火入魔”來認識自己偷拍的行為，而將對抗偷拍，形容為“驅鬼”。他們自己也將偷拍看成了“受到外在邪惡力量所影響而導致的行為”。
如果真是一種疾病，為什么它只針對特定性別？“總是男人有病，女人沒病？”彭鳳儀說，把偷拍進行病態化處理，這樣一來，公眾就會認為，這是極端個體，是一些心理有疾病的人才會做的事情。其實，并非如此。
在“明愛朗天計劃”的咨詢室里，許多問題和經歷被第一次談論和提起。研究報告《偷拍，偷走了什么》，記錄了50名偷拍者在咨詢后得到的全新認知。
他們重新討論了香港地區的性別平等情況，雖然平等的觀念不斷被強調，但不少偷拍者仍將傳統的性別角色加在自己身上，比如男性要負責養家。
受訪者們往往承擔著更大的生活壓力，再將偷拍女性作為疏壓的手段，讓自己陷于勉強的境地，又對女性不敬，并不了解真正的性別平等。
在這些偷拍者的講述中，他們似乎不能意識到，被偷拍的女性是完整的個體。
480.0藝術空間活動海報 有關“影像性暴力”
這些男性在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色情媒體，總是通過偷窺和物化女性身體的視角挑起觀眾性欲望，這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也不知不覺地用這種視角對待他人身體。
有些受訪者，還會提到“狗仔隊”偷拍名人、互聯網上偷拍他人的趣味短片等問題。這些問題與他們的偷拍性質并不相同，但也異化了他們對偷拍女性的意識。
讓偷拍者講述他們的理由，并非要為他們的行為開脫。“我們必須從整體理解這個問題，反思社會上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會讓伴侶口中那么好的人被偷拍問題打垮。”彭鳳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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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一系列訪談，他們發現，偷拍不是一種“病”，或是“上癮”那么簡單。其背后，也有著復雜的社會背景，有性別教育的缺失，有社會救濟的不足，也有著社會觀念的影響——
事實上，主流文化對一般的偷拍是默許的，大家對這些普遍的行為已經習以為常，而很少探討這背后涉及的道德問題及社會影響。
這是一個無人能置身事外的問題。公共車廂里偷偷舉起的攝像頭，照著整個社會。
*本篇正文原刊載于《看天下》雜志第607期。